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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疫隔離。當然，丹沃斯想。那位醫生被派去接蒙托婭了，還有瑪麗那些關於巴基斯坦的問題，並且他們所有人都被安置在這個單獨的、設施齊全的房間裏，門外還有個病房看護在監守。

“那就把她們帶到沙爾文樓嗎？那些美國人？”芬奇還在問。

“警察有沒有說為什麽隔離——”丹沃斯停住不說了。吉爾克裏斯特正在打量他；拉提姆正在茶具車那兒忙亂，試著撕開一個糖包；那位女醫生睡著了。“警察有沒有說過為什麽設置預防措施？”

“沒有，先生。他們只是說牛津及牛津近郊地區被隔離了，還有，可以聯系國家衛生局咨詢對此事的說明。”

“你聯系過他們了嗎？”

“我試著聯系他們來著，但是電話沒打通。所有的線路都占線。那些美國人一直試著給埃利那邊打電話取消她們的演奏會，也占線。”

牛津及其近郊地區。那意味著他們除了在所有的街道上設置路障以外，也對地鐵實施了停運，還有通往倫敦的城鐵，難怪電話線路堵塞了。“那是多久前的事？你們出發去伊弗裏村的時候嗎？”

“那是快到三點的時候，先生。從那以後我一直在四處打電話找您，後來我想，也許您已經知道這事了，然後我就開始給醫院打電話。”

那時我還不知道這回事呢，丹沃斯試著回憶施行檢疫隔離的必需條件。原來的規定要求存在“無法辨識的疾病或懷疑存在傳染”的情況時，需要施行檢疫隔離——但這些規定是在那次世界大流感之後最初那陣恐慌中通過的，從那以後每隔幾年它們都會被修訂和降低強度，所以丹沃斯完全不清楚現在它們是怎樣的。

他倒是知道，幾年前在西班牙一個城鎮，一場拉沙熱在得到遏制前肆虐了三個星期，導致了報紙上一場小題大做的恐慌，所以規定變成了“完全無法辨識的危險傳染病”。當時該地的醫生沒有進行病毒分析，把所有亂七八糟的事情攪在一起，到後來大大推動了一把施行強制隔離的提案，只不過丹沃斯不清楚最後這一條例有沒有貫徹下去。

“我是不是應該把她們安排在沙爾文樓的房間呢，先生？”芬奇又問。

“好的。不，暫時先把她們安置在學生活動室。她們可以練習她們的轉調鳴鐘或隨便什麽玩意兒。去拿巴特利的档案，然後打電話告訴我們，就打這個號碼。然後你還得找出關於貝辛格姆的消息，你可以稍後再去安排那些美國人的住處。”

“她們非常沮喪，先生。”

我也是，丹沃斯想。“告訴那些美國人我會想想就現在的情況能做些什麽，然後給你回電。”說完，丹沃斯掛斷了電話，他看著屏幕暗淡下去。

“您不會是等著告訴貝辛格姆您那些認為此次失敗應歸咎於中世紀研究組的惡意揣測吧？”吉爾克裏斯特質問道，“而且事實上正是因為您的技術員使用毒品使得此次計劃受到危害，關於這一點，我會在貝辛格姆先生回來時親自向他匯報的。”

丹沃斯看了看他的電子表。四點半。芬奇說他們被攔下來的時候差一點兒三點。那是一個半小時之前了。近些年來牛津只有過兩次臨時檢疫隔離。一次後來被證實是注射後產生的過敏反應，而另一次什麽也不是，只是一個女學生的惡作劇。那兩次隔離都在他們得出血液檢查結果後立即取消了，甚至都沒花上十分鐘。在救護車裏時瑪麗已經取了血樣了，當他們進到急診部時丹沃斯看見裝血樣的玻璃瓶已經遞交給了住院醫師。這段時間足夠他們取得檢查結果了。

“我肯定貝辛格姆先生也會很有興趣聽聽您的技術員是如何讓這次實習計劃受到損害的。”吉爾克裏斯特繼續說道。

丹沃斯心想，巴特利的低血壓，呼吸吃力，升高的體溫，看上去這是傳染病的症狀。在救護車裏時瑪麗就說巴特利那樣高的體溫可能是某種感染，但丹沃斯以為她指的是局部感染，葡萄狀球菌感染或闌尾炎什麽的。那會是什麽病呢？早在20世紀天花和傷寒就已經被徹底消滅了，脊髓灰質炎在這個世紀被根除。細菌在特定的抗體面前沒有任何反抗的機會，而抗病毒的工作進行得如此之好，甚至都不再有人患感冒。

“真是非常奇怪呀，您對中世紀研究組采取的預防措施抱以如此大的關注，自己卻沒采取什麽措施審查自己的技術員是不是嗑藥了。”吉爾克裏斯特含諷帶譏地說道。

丹沃斯依舊默默不語。

“我想用下電話。”吉爾克裏斯特仍在同他說話，“我非常同意我們需要貝辛格姆在這兒接管所有事宜的提議。”

丹沃斯仍然握著電話，似乎有些怔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