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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兩天，丹沃斯忙於給芬奇名單上的技術員和蘇格蘭捕魚向導打電話，又在布克裏·詹森樓建立了一個新的病區。滯留者中又有15人在流感中倒下了，其中一個是泰勒女士，她在一場鐘樂表演中倒下，差49下鐘沒敲。

“她就那麽昏死過去，沒管那口鐘了，”芬奇報告說，“它就在那兒晃來晃去，發出末日般的巨響，繩子甩來甩去，就像活物一樣，還繞到我脖子上，差點把我勒死。泰勒女士醒過來以後還打算繼續敲鐘，不過，那已經太遲了。我衷心希望您能和她談談，丹沃斯先生。她很沮喪，說她永遠不會原諒自己這樣讓別人失望。我告訴她這不是她的錯，有時候事情只是超出了人力控制範圍，不是嗎？”

“是的。”丹沃斯說。他沒能成功地聯系上一個技術員，更別說說服他們回到牛津了，他也沒找到貝辛格姆。他和芬奇給蘇格蘭的每個酒店、旅館和出租屋都打過電話，威廉弄到了貝辛格姆的信用記錄，可結果讓他很失望，上面沒有任何來自蘇格蘭某個偏遠小鎮的魚餌或防水長靴的購買記錄，而在12月15日以後，更是連一條記錄也沒有了。

電話系統正在變得越來越糟糕。影像部分再次被取消了，那個冷冰冰的機器合成錄音宣布，由於流感的原因，所有的線路都忙。

丹沃斯去了醫院，走廊裏塞滿了擔架車，每個上面都躺著個病人。這些擔架車堵死了急診室的門，橫七豎八擋在電梯門前，他根本沒辦法走到電梯那去，只好爬樓梯。

威廉的護士女友在隔離病房門外遇見了他，她穿著白色的長袍，戴著口罩。“恐怕你不能進去。”她舉起一只戴著手套的手。

“喬德哈裏先生的病情惡化了嗎？”丹沃斯問。

“沒有。實際上他好像平靜多了。不過我們沒有防護服了，倫敦方面答應明天給我們送一批過來，我們的人正在想辦法應付，不過實在沒有多余的可以給訪客了。”她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紙片，“我記下了他說的話。”

她把紙片遞給丹沃斯說：“恐怕這其中大多數都毫無意義。他提到你的名字和——一個叫‘伊芙琳’的——是這麽拼的嗎？”

丹沃斯點點頭，看著紙片。

“有時候他說單個的詞兒，不過其中大多數都是胡話。”

她曾試圖按照發音把巴特利的話都記下來，而當她聽明白了一個詞兒，就在下面劃線標識出來。

到星期日的早上，超過一半的滯留者都倒下了，每一個還沒生病的人都在照顧病人。丹沃斯和芬奇放棄了所有把他們弄進病房的想法，而且不管怎麽說他們再沒有多余的帆布床可用了。他們不得不把病人留在原先的床上，或者把他們連同床和其他東西一起挪進沙爾文樓的房間裏，以免那些臨時護士們把自己累垮。

鐘樂手一個接一個倒下，丹沃斯幫忙把她們安置在老圖書館裏的床上。泰勒女士堅持著去探訪她們，她倒是還能走路。“至少我還能做這個，”穿過走廊的努力就讓她氣喘籲籲，“在我讓他們如此失望以後。”

丹沃斯幫著泰勒女士爬到充氣床墊上，然後用一張床單把她蓋好。

“精神可嘉，可你的身體很虛弱。”他說。

丹沃斯覺得自己也很虛弱，缺覺和不斷的挫敗讓疲倦深入骨髓。終於，在燒水煮茶和洗滌便盆的間隙，他打通了一個莫德林學院技術員的電話。

“她在醫院裏。”技術員的母親說。她看上去行色匆匆，滿面倦容。

“她是什麽時候生病的？”丹沃斯問她。

“聖誕節那天。”

希望湧上了他的心頭，也許這個技術員正是病源。“她有什麽症狀？”他滿懷希望地問，“頭痛？發熱？定向力障礙？”

“闌尾破裂。”她回答。

到了周一清晨，3/4的滯留者都生病了。正如芬奇預言過的一樣，幹凈的織物和國家衛生局發放的口罩都用光了，更要命的是，測溫膠囊、抗菌劑和阿司匹林也沒了。

“我試過給醫院打電話要求他們支援一些，”芬奇遞給丹沃斯一張清單，“不過電話系統徹底癱瘓了。”

丹沃斯步行前往醫院取補給。急診部前面的那條街堵上了，亂七八糟地塞滿了救護車、出租車和抗議者——他們舉著巨大的牌子，上面寫著：“首相把我們留在這兒等死。”

他拼命從人群中擠出條路進門的時候，科林正好跑出來。他跟平常一樣渾身濕淋淋的，鼻子和臉凍得通紅，夾克敞開著。

“電話打不通，”他說，“線路太繁忙了，我在給人帶信。”他從夾克口袋裏掏出一把淩亂的疊起來的紙片：“你想要我幫你給誰帶個信嗎？”

丹沃斯想，帶給安德魯斯？還是貝辛格姆？或者是伊芙琳。“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