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第2/6頁）

多爾莫夫身旁這個保鏢就不一樣了。他看起來更年輕，而且沒什麽經驗的樣子。多爾莫夫甚至懷疑這是他第一次執行任務，因為他似乎不知道，作為一名保鏢，只要安靜地坐著，擺出一副“我是惡犬，生人勿近”的樣子就可以了。這個小保鏢一直在問多爾莫夫要不要吃點兒什麽、喝點兒什麽、坐得舒不舒服，以及需不需要毛毯。

多爾莫夫想起……好吧，尤裏確實說過很多人都搶著要護送這個“出手大方的科學家”回歸祖國母親的懷抱呢。這個尤裏，說話總是那麽誇張。多爾莫夫想，尤裏的這種說話習慣可能和他的工作性質有關。這麽多年來，尤裏一直在東歐和西歐之間斡旋，這樣的工作難免會讓人變得詭詐古怪。

東歐和西歐有很多共同點，但它們之間的差異是無法互補的——俄國媽媽可穿不下麥當娜的緊身衣。多爾莫夫打從心底裏相信，柏林墻倒塌和隨後的蘇維埃政權垮台，其實是由三種因素直接造成的：麥當娜、音樂電視台以及香香的廁紙。而互聯網的誕生則推動了整個世界不斷向前，現在已經沒有人想回到從前了。

說起從前，不得不提難忘的1984年。就是那一年，美國人找到了多爾莫夫，說會為他提供天堂般的高科技實驗場所，而且不受秘密警察的監管。多爾莫夫一開始覺得聽起來不錯，從而被哄到了美國。不過，經歷了三十五年那樣的生活，他已經知道秘密警察是無處不在的，就算你沒有身處西伯利亞的古拉格集中營[1]，也不意味著你是自由身——只不過你用的廁紙比犯人的更軟一點兒罷了。

而且還有道德問題呢。

唉，天啊！

多爾莫夫一直希望成為一個品德高尚又正直的人。也許在和平年代，“品德高尚”和“正直”是比較難以精準定義的品質，必須考慮各種復雜的因素，但是多爾莫夫出生的那個年代，要判斷一個人是否品德高尚和正直並沒有那麽難。

多爾莫夫逃往美國，當然不是為了收看音樂電視台或為了用上香香的廁紙，而是因為他知道，如果不離開，他的科學研究遲早會成為黨爭的工具。他不想某天早晨醒來發現自己已經被丟到古拉格集中營去了。在那個鬼地方，除了能在背後文一個威風凜凜的教堂文身，這輩子再沒有別的指望了。

逃往美國，難。下決心離開美國，難上加難。

突然，坐在多爾莫夫左邊那個年輕殷勤的保鏢又問他需不需要枕頭，一下子把他的思緒拉了回來。

多爾莫夫還是搖搖頭。坐在他對面的那兩位保鏢不動聲色，但多爾莫夫看到他們悄悄對視了一眼。也許他們在疑惑，為什麽那個年輕保鏢這麽煩人呢？多爾莫夫心裏暗笑，這個年輕人還嫩。他現在的行為和那個在過道上跑來跑去且不停地碎碎念的小丫頭一樣煩人，不過，被流放了三十五年，多爾莫夫寧願多聽聽自己的同胞說俄語，也不想再聽那些人說話，哪怕他們的口音很好聽。

那兩個保鏢一路上基本沒有說話，除了溝通換乘計劃的時候，以及檢查他身上是否有竊聽器和GPS追蹤器的時候。現在的追蹤設備都非常迷你，任何人都能把它們放到你身上，哪怕只是在街上看似偶然地擦肩而過，或是在火車站，甚至當你坐在火車的座位上時。一旦那些人成功了，就意味著你們的計劃會暴露無遺。

多爾莫夫很清楚這些把戲。美國佬們在不經意間教會了他很多監控手段。在美國，時不時會有一些看起來不可能是間諜的人想要監聽他在實驗室的動靜，甚至監聽他家的動靜。他一般都能識破那些人，因為他們為了靠近他，總會編造出一個沒人聽過的政府部門的名稱，說自己是那個部門的人。一發生這種事，多爾莫夫就不會在實驗室繼續工作了，直到人們把實驗室清理幹凈——他要求清理整個實驗室，包括洗手間。那些想要探聽他和助手的工作內容的人，只能從竊聽設備中聽到早已準備好的虛假消息。

多爾莫夫並不是因為感覺受到監視才決定回國的。他很清楚，自己在莫斯科只會處於更嚴密的監控之下。不過，俄羅斯政府不像美國政府那樣，對監視一事遮遮掩掩。在俄羅斯，你能猜到是某一群人、某一個部門在監視你。而在美國，民眾總是在爭取隱私權，說什麽政府也無權侵犯個人隱私，等等，所以那裏的人只好把竊聽器越做越小，隱藏手法也越來越高明。

後來，“9·11事件”爆發了，就連普通民眾都在思考，到底是要爭取個人隱私權，還是以公眾安全為重。不過這並不代表美國政府以前沒有竊取過民眾的信息，對於一些被認為會危害國家安全的人，不管多麽隱私的事情，美國政府也照查不誤。一些情報機構發現，“危害國家安全”這個詞真是太好用了，只要用了這個詞，他們就可以不解釋自己的行動，有時甚至可以不承認采取過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