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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北京出的書能趕上這次會議，馬廳長臨時決定把會議推遲十天，這一推又讓許多人忙了幾天。離會期只有一個星期了，書還在北京郊區一家印刷廠裏，馬廳長很著急。我說：“趕不上就算了，以後寄給他們也是一樣的，再說他們也不一定會看。”他說：“在會上拿出來效果畢竟好些，課題做出來就是給他們看的，別人看不看，倒是小事。”他派小蔡帶了一萬塊錢加班費去印刷廠專等，無論如何要在會前帶三十本書回來。開會的前一天小蔡打電話回來說書已經拿到手了，我說：“坐飛機回來，越快越好。”他問我從印刷廠到機場打的要一百多塊錢，能不能報銷？我說：“越快越好，聽不懂中國話？”

會議在隨園賓館包了一層樓，兩輛小車專門到機場火車站接人。因為不收那幾個評委的食宿費，幹脆把其他代表的食宿費全免了，免得有人哇哇叫。幾個有身份的老人走到哪裏都被包圍著，年輕的代表帶了照相機，左一張合影，右一張合影，以後就有拉關系的由頭了。我如果不是主管會務，根本就插不進去，也實在沒有勇氣做出那樣一副嘴臉。我感謝馬廳長的安排，他考慮問題真是絲絲入扣，不然我哪有機會上去說幾句話，留下點印象？第三天到沙州去遊玩，有個老頭子童心大發，脫了鞋跳到水裏去，馬上有一個廣西來的代表去給他探路，彎了腰雙手淘著水說：“這裏這裏，這裏是平的，這裏這裏，這裏也是平的。”回到賓館一摸口袋，發現錢包掉到水裏，機票和身份證都丟了，在餐桌上雙手渾身上下亂摸亂抓，大家肚子都笑疼了。

會議開了三天，第四天組織代表去鑒山遊玩，有四個多小時的車程，馬廳長也陪著去了。路上有個老頭子說：“老馬，我看你們這個點明年還是有希望的。”馬廳長說：“要靠您的支持啊。”不再說下去，把事情挑明了反而不好。三天後從鑒山回來，就散了會。幾個評委又留了兩天，到中醫學院和研究院去講課。每講完一次我都照例送上一個信封。有一兩個人摸一摸信封說：“能有這麽多？”我說：“知識經濟時代，就要體現知識的價值。知識的價值，難道是能用錢來衡量的？”最後也沒有誰說太多了就不收，大家心照不宣。

送走了客人我松了一口氣，一結賬還剩幾千塊錢。大致是會務開支一半，講課費一半。馬廳長的設想就是要那些關鍵人物欠下我們的人情，欠得越多越好，要讓他們感到燙手，感到歉疚，這樣他們就被套住了，以後自然會有回報。經過精心操作，馬廳長的設想得到了充分的實現。會開得很成功，很好。我越發看清了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人要什麽有什麽，他每一根毫毛都得到無微不至的關愛，另一種人要什麽沒什麽，他的手啊腳啊都沒處擱。世界其實是設計者為自己設計的，不服氣你拿著石頭打天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