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三章 陽光正燦爛

拍攝一部電影，最累的不是演員，而是幕後的導演。

導演要統籌整個劇組，協調各種關系，安排拍攝進度，指導演員演戲，別看在現場導演發號施令，很有權威，平日裏往往費盡心力。

只不過演員的曝光率高，有機會在媒體面前訴苦，好像整個劇組就演員最辛苦一樣。

姜文為這部片子經歷太多波折，可以說劇組能遇到的糟心事他基本上都遇到了。

到了這個地步，他有點孤注一擲的意味，無論電影能不能過審，他都要去威尼斯，連明天中午的機票都買好了。

在香港的時候，文雋勸他直接去威尼斯。

有了張藝謀的前車之鑒，他們認為這部片子過審的希望不大，也不在乎內地的電影市場。

事實上，《陽光燦爛的日子》和《活著》有所不同。

它的政治意味沒有那麽濃，主要講的還是一群年輕人的故事，把那個大時代當成了背景，沒有過多的諷刺，更多的是一種懷念。

這和導演自身的生活經歷有關。

姜文比張藝謀小了十三歲，張藝謀真正經歷了六七十年代的生活，他對那種苦難而混亂的生活抱著反思的態度。

姜文那時候還小，他和張藝謀的感受不同，他在反思的同時，還有一種向往和懷念。

懷念他那一去不復返的青春。

他覺得那個年代充滿了激情，而現在則到處都是物欲，沒有了理想，人都變平庸了。

他是懷著這麽一種心情來拍攝《陽光燦爛的日子》，表現的是一種記憶中的美好。

這就是林子軒讓姜文把片子拿到京城送審的原因，只要有希望就不能放棄。

林子軒和姜文是下午兩點鐘來到的總局，總局召集審片的委員用了半個小時，兩點半開始放映，片長是兩個小時左右，看完片討論半個小時。

也就是說，下午五點之後就能出結果。

兩人就在總局坐著，抽煙喝茶聊天等著，這幾個月姜文一直在國外，不了解國內的情況。

馮小剛拍攝《甲方乙方》原本想讓姜文客串一個角色，在片子裏扮演巴頓將軍，後來看姜文確實沒時間，就讓英答來演了。

“他演的肯定比我好，我以前就和他說，做導演可惜了，他就應該做演員，他可是正兒八百那什麽美國密蘇裏大學戲劇表演專業畢業的。”姜文稱贊道。

姜文和英答兩人是發小，都是大院子弟，上初中就在一塊，關系很好。

他們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不時的看看手表，等待著最後的結果。

過了五點鐘，沒人來通知他們，林子軒走出去打聽情況，總局他來過幾回，認識幾個人。

“裏面爭論的很厲害，你們再等等吧。”有熟人這麽說道。

《陽光燦爛的日子》在總局是掛上號的，一個是因為題材，一個是因為投資超過120萬美金，還有就是這部片子要參加威尼斯電影節。

在國內，像這樣的片子不多，總局要慎重考慮。

在華國，要不要禁映一部電影，有時候可能就是上面某位大領導一句話的事兒，但更多的時候是要通過激烈的爭論之後做出的決定。

國外和港台的電影人對華國的電影審查制度不太了解，這個機構叫做電影審查委員會。

委員會有36名成員組成，審查一部電影時不需要全部到場，只要半數以上到場就行。

這36名委員不都是總局的官員，事實上，總局的官員占比並不高，委員來自社會上的各行各業，組成一個多元的審查小組。

除了來自教育部、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總工會宣教部、最高人民法院新聞辦公室等部門的特約委員外，還有京城廣播學院、京城電影學院、華國藝術研究院等學界的學者以及電影導演等。

比如電影學院的教授鄭洞添，他就是審查委員之一。

那些特約委員的主要責任是看看電影中有沒有和他們所在單位的職能相抵觸的地方。

如果電影中有學生吸煙和早戀的鏡頭，來自教育部的委員就會表示反對，如果有虐待囚犯的鏡頭，檢察院會要求進行修改。

剩下的委員大多是從事電影行業的人員，他們會從藝術的角度來看待電影。

看完片子後，每位委員手裏都有一張表格，上面有四個選項，一個是通過，第二個是修改後通過，第三個是修改後再審，第四個是不通過。

委員中一旦有超過半數選擇“通過”或者“不通過”，那就不怎麽需要討論了。

如果選擇“修改後通過”或者“修改後再審”的委員占了多數，那大家就會坐下來討論修改的內容，然後交給電影的制片方進行修改。

當然，這裏面肯定有人情的作用。

比如張藝謀的《活著》，在審查的時候作為電影學院的教授，鄭洞添肯定會為張藝謀辯護，這就是一場互相說服的博弈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