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帝國的荷爾蒙時代

明朝的文官集團在永樂皇帝朱棣之後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文官的地位也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明朝成化年間的官員陸容在其所著的史料筆記《菽園雜記》中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永樂年間有位名叫慧暕的老僧，曾經參與編修《永樂大典》，後來歸老興福寺。這位老僧曾經對那些慕名而來的聽禪客說過，洪武時期的文人是帝國制度的“還債者”，而永樂之後的文人卻成了制度的“討債者”。

朱元璋活著的時候，那些文官吃盡了苦頭，受盡了驚嚇。他們為帝國的創建付出了巨大的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所以這個時期的讀書人是“還債者”。等到永樂皇帝之後，讀書人在帝國權力結構中的地位發生了重大轉變，由建國初期的“還債者”搖身一變成為“討債者”。

“還債者”與“討債者”的角色變化原因不在讀書人自身，而在於皇帝對待讀書人的態度。在朱元璋和朱棣之後，帝國的政治制度由建國初期的鐵血高壓，逐漸向軟制度化方向轉變，由此皇帝對待讀書人的態度也截然不同。陸容借著僧人之口感嘆道：“秀才做官，飲食衣服，輿馬宮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好事來？到頭來全無一些罪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

帝國的政治制度之所以會在永樂皇帝之後趨於緩和，並不是因為朱元璋的後世子孫們越來越慈悲為懷。主要是因為文官集團已經成為帝國權力股份制公司的大股東，皇權反而變得相對弱勢。文官集團的坐大，主要是因為明朝的皇帝們越來越難以把握帝國政治的遊戲規則，從而使自己在這場權力博弈中逐漸喪失了主動權。最後，皇權這駕馬車只能任由文官們拖著一路狂奔，而皇帝在權力結構中儼然就成了一個“隱形人”。

文官集團在完成自己角色轉變的過程中，必然要利用各種手段來架空皇帝的權力。用那些文官自己的話說，就是要讓皇帝成為一個垂拱無為的“聖君”。什麽意思呢？就是讓皇帝成為一尊看上去讓人敬畏，實則不中用的泥菩薩。要實現這一想法就要想辦法將皇帝禁錮在紫禁城中，然後找一些既有學識，又有官場經驗的文官沒完沒了地向皇帝灌輸儒家經典。皇帝年幼，任由文官們擺布也就算了。但作為成年人的皇帝，面對這種填鴨式的思維禁錮必然產生嚴重的逆反心理，君臣之間也由此產生激烈的矛盾沖突。

有位名叫陳祚的文臣就曾經拿著《大學衍義》在明宣宗朱瞻基面前不間斷地講說，惹得明宣宗大怒道：“大膽狂儒，你這是在欺負朕沒有讀過書（豎儒薄朕未讀《大學》）！”

皇帝憤怒的結果很嚴重，陳祚全家老小都被收監，判為終身監禁，陳祚的父親也病死在獄中。明宣宗在將近三百年的明朝歷史中算得上是守成明主，在他當政的十年時間裏，也是帝國極盛之時。

由此開始，帝國的每一位皇帝在位時都和文官集團有著不同程度的糾結纏鬥，兩大權力集團之間的矛盾與沖突進入到一個井噴時期。公平地說，與明朝的其他領導者相比，第五代領導人明宣宗朱瞻基還算是有君王之度的。到第六位正統皇帝朱祁鎮在位期間，發生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變”。明英宗朱祁鎮被蒙古騎兵俘虜，皇弟由臨時監國直接晉級為皇帝，也就是大明王朝的第七任皇帝——景泰皇帝。可是一年後，蒙古人又將正統皇帝朱祁鎮放了回來。但被臣民推上帝王寶座的景泰皇帝朱祁鈺自然不肯讓位。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弟弟就將哥哥軟禁於南宮，時間長達七年之久。七年後，一次偶然事件的爆發，讓已經退位多年的明英宗朱祁鎮奪回了曾經屬於自己的皇權，正統皇帝變成了天順皇帝，是為大明王朝的第八位皇帝。

如此一來，大明帝國的歷史上又多了一個皇帝的年號。這就是明朝號稱十七帝，實際上只有十六個人的原因，同時也是北京只有十三座明代皇陵的原因。朱元璋葬在南京，建文帝朱允炆不知魂歸何處，景泰皇帝被他的哥哥朱祁鎮取消了皇帝資格，更不許他死後進入皇家陵園。

明英宗朱祁鎮死後，他的兒子朱見深接任帝位，也就是明朝的第九位皇帝成化帝，史稱明憲宗。朱見深是個專情之人，一生只寵愛那位從小負責照顧他的萬姓宮女。由於“土木堡之變”，父親與叔叔之間的皇位更替，朱見深一度失去了他的太子之位。身處於恐懼和驚嚇中的孩子，變得極度怯懦、柔弱，在無數個風雨飄搖的夜晚，陪伴著他的是一位大他十九歲的萬姓女子。這位女子雖然算不上美貌傾城，但在朱見深的眼裏，她的美是那麽嫵媚風情。最重要的是在皇權易主、前途未蔔的黯淡歲月裏，她讓他體驗到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情。等到朱見深成了這個王朝的第九任皇帝，萬姓女子成了萬貴妃，一個人壟斷了皇帝的愛情生活，甚至壟斷了皇帝的性生活。為了她，成化皇帝連自己的皇後都廢黜了。萬貴妃曾經生過一個兒子，不幸夭折。從此以後，宮中凡是懷孕或生育過的妃嬪及其子女，幾乎都死在了她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