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連環三案”將帝國逼進死胡同

萬歷皇帝的長期怠政，使得帝國上下呈現出一片黑暗的末世景象。帝國權力系統內黨爭不斷，紫禁城內亂象叢生。

在朱由校成長時期，他的父親朱常洛已經被冊立為皇太子。“國本之爭”雖然漸漸趨於緩和，但是由此引發的政治後遺症依然如厚重的烏雲密布在帝國的天空。在立嗣之爭中，大多數帝國官員乃至社會輿論都站在了東林黨所提倡的傳統禮法這一邊，與萬歷皇帝對著幹。但也有那麽一撥兒人，希望通過支持萬歷皇帝來撈取政治資本。

其中也有一些居於高位的中間派人士，他們並不希望看到君臣反目，不希望帝國的權力系統被拖向崩盤的邊緣。但他們又無力改變兩黨對立的局面，於是只好在博弈雙方之間扮演著和稀泥的角色。那些固本清源，專門同皇帝和高級官僚作對的東林黨人常常自命為“正人”或者“清流”，而那些阿附皇帝、輔臣的人則被稱為“邪佞”。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國本之爭”中，“正”“邪”兩大政治派別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不論是國家大事，還是雞毛蒜皮的小事，雙方都會台上桌面纏鬥不休，朝堂上下烏煙瘴氣。

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帝國皇城內發生了一件大案，一位男子擅自闖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慶宮暴力襲擊太子，史稱“梃擊案”。每每讀史至此，我都會產生這樣的疑問：為什麽入宮行刺不攜帶刀具或者暗器？一個身手平常之人拎著一根木棒就想襲擊太子，難道他只是為了嚇唬太子，而不是為了將其置於死地？

當時巡視皇城的禦史劉廷元經過一番初審，拿出初步意見：罪犯叫張差，薊州井兒峪人。察其行跡似乎有瘋癲症狀，而仔細看他的容貌實乃狡猾之人，請交給刑部嚴加審訊。這些平日裏巡查皇城的官員並不具備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更何況這個案子還牽連到皇太子朱常洛。

劉廷元非常聰明，他將整個案件梳理了一遍，將犯罪嫌疑人的情況做了初步判斷。一個流竄進京的農民，竟然去襲擊帝國的少主人，他知道這個案子一定有著巨大的隱情，已經不是他所能承擔的了，所以他只好將這個皮球踢給了最高司法機關——刑部。

劉廷元不愧是一位長期在皇城辦差的老練官員，他在上報的調查材料裏留下了一個進退可守的伏筆：張差雖然行事瘋癲，但是看上去是個狡猾之人。對於這樣一個行事瘋癲、內心狡猾之徒，案情的發展具有較強的可塑性，可大可小。

劉廷元和當時的大部分帝國官員都清楚，這個案子已經遠遠超出了普通刑事案的範疇。由於“國本之爭”的慣性使然，案情既然涉及太子，就會被那些文官炒作成一項嚴重的政治案件。隨著案情的發展，這樣的政治案件已經超出了一個低級別官員的掌控範疇。

這個案件剛剛發生，就引發了帝國官員對於政治方面的諸多聯想。萬歷皇帝喜歡鄭貴妃所生的福王，迫於祖制和群臣的壓力，不得已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儲。為了維護太子的地位，打著維護祖制旗號的東林黨人不斷發動攻勢，迫使福王朱常洵離開京城，回到自己的封地。為此，他們不遺余力地對萬歷皇帝所寵愛的鄭貴妃及其勢力進行攻擊，而且總是要牽扯到其他政敵。

在東林黨人看來，只要是圍繞著“爭國本”的鬥爭，他們都能在輿論上占據優勢。官員們都知道皇帝仍然喜歡那個已赴洛陽就藩的福王，在這種情況下，只有一種可能會改變局勢，那就是太子朱常洛喪命。只有如此，福王朱常洵才能上位。也就在這時候，宮內發生了“梃擊案”。帝國官員自然會將這個案子引向朱常洵的生母鄭貴妃，還有她的兄弟當朝大臣鄭國泰。

這個案子經過刑部郎中胡士相復審後，認為張差確實是個瘋子，並判了斬刑。

就在案件將要塵埃落定之時，又出現了波折。提牢主事在私下裏套問張差，張差供出是宮裏的太監將其引至慈慶宮門前。也就是說宮內有內應，案子的主謀就藏於宮內。

事情傳開後，很多朝臣都懷疑是鄭貴妃和他的哥哥鄭國泰設下計謀，借張差之手傷害太子。

刑部侍郎張問達采納刑部員外郎陸夢龍的意見，下令刑部十三司對張差進行會審。參加會審的其他官員都知道事關重大，不敢深究，唯獨陸夢龍審問得特別認真。張差供出給他引路的太監是龐保、劉成兩人，這兩人對他說：“打死小爺(指朱常洛)，有吃有穿。”

龐保和劉成都是鄭貴妃手下的太監，傻子都知道，再往下查必然會牽連到鄭貴妃。

這時候，希望案子馬上了結的，除了可能是幕後主使的鄭貴妃姐弟，應該還有萬歷皇帝。鄭貴妃姐弟的理由就不需要解釋了，而萬歷皇帝除了偏愛鄭貴妃和福王的因素外，更多的還是以大局為重。這個真相一旦大白於天下，就會將太子和皇帝、鄭貴妃的矛盾公之於眾，這是皇帝的家醜，將會在帝國高層掀起巨大的風浪。以當時帝國文官黨派林立、攻訐不斷的習氣來看，不知道會有多少人利用這個案子興風作浪，從而使得帝國權力系統陷入更大的紛爭與動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