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宦官橫臥權力之榻的時代

從某種意義上講，大明帝國的最高層是一個由皇帝、內閣和司禮監構成的權力三角。

在封建制度中，“受命於天”的皇帝理應擁有帝國的一切權力。可現實情況卻並非如此，很多時候皇帝對權力的掌控只是象征性的。為什麽說是象征性的？因為皇帝雖然是三角中的一角，可一旦另外兩角抽離出去，帝國的權力框架就會陷入崩塌。

在這權力三角中，內閣大學士替皇帝思考治國之道，並以代皇帝擬旨的方式來分肥帝國權力這塊大蛋糕。最後通過司禮監秉筆太監的手，使內閣的治國理想變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行動。這樣一來，司禮監秉筆就有了自己的權力，他既可以讓內閣的理想化為泡影，也可以使內閣的理想成為全國一盤棋的統一行動。

明朝以前的王朝，皇帝和丞相是帝國權力體系的兩個核心。丞相雖然不能完全限制皇權，但起碼可以在皇帝年幼或是其他皇帝無法行使權力的情況下，避免皇帝身邊的近侍利用皇帝的名義過分幹預朝政。

明朝的政治體制，使得帝國的權力天平完全偏向內廷，外廷成了花瓶似的擺設。在這種情況下，只要皇帝懈怠於政務，內廷的宦官就會擅權，而外廷根本就沒有可與之相抗衡的強人能夠站出來。

雖然在萬歷年間，曾經出現過張居正這樣一個強勢內閣，但這種強勢並非來自權力體系本身。主要還是權力系統內部人際關系發揮了作用，即年幼的皇帝對老師的自然依賴和當時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的通力合作。

等到張居正死後，帝國再度陷入內廷為大的怪狀，而外廷再無可與太監們相抗衡的實力。

帝國文官集團再無核心可依，彼此間爭鬥傾軋，陷入黨爭的泥淖難以自拔。文官集團的勢力本來就弱於宦官集團，再加上常年內鬥，力量分散，就更無法與宦官們抗衡。

帝國從朱元璋削奪相權起就定下了一個基調，那就是權力要圍繞皇帝轉，盡可能壓低官僚集團的權力值。自明成祖朱棣以後，宦官的權力越來越大，而皇帝與朝臣都在行政體系中邊緣化，帝國的命脈也逐漸轉移到宦官的手中。

如果我們把明朝的宦官時代排個順序，王振無疑是第一代宦官之王，劉瑾是第二代，魏忠賢是第三代。

朱元璋掛出的鐵牌怎會銹跡斑斑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之外並沒有資格染指權力。草根出身的朱元璋九死一生，才為朱家子孫們取得這大明天下。當國家建立以後，那些打天下的功臣尚且落得個兔死狗烹的下場，權力的禁臠又豈容那些宦官染指？朱元璋目睹過元末宦官的危害，從手握皇權的第一天起，他就下決心從根本上鏟除宦官幹政的一切可能性。

在古代官家權力集團的博弈中，有一個非常形象的拔河論。繩子的兩端，一端是皇帝，另一端是官僚集團。這樣的權力格局與宦官們並無多大關系，宦官充其量也就是個“打醬油”的角色。

作為開國之君的朱元璋將權力看護得很緊。他廢除丞相制，因為在他的權力系統中並不需要丞相來平衡權力，他憑借自己一個人的力量就可以把另一端的官員拉拽得腳步踉蹌。

朱元璋出身貧農，應該屬於草根中的草根。對於當年的朱元璋來說，不要說是宦官，就是那些長年在權力底層撈油水刮地皮的胥吏，也是手握生殺權力的大人物。所以在他剛當上皇帝的前幾年，對那些在權力場中“打醬油”的宦官更是嚴加防範。這時候明朝宦官的主要職責就是服務於宮廷生活，其活動範圍很難超出森嚴的宮墻。

洪武十年（1377年），有一名老太監，指出國家即將頒發的公文中存在著明顯的漏洞。其實他完全是出於一番好意。朱元璋明明知道這個太監並沒有胡說八道，但仍然下旨將其逐出皇宮，遣送回原籍。

朱元璋給出的理由是：這名宦官不安於本職工作，越權“幹政”了。在朱元璋時期，太監們除了伺候人，沒有任何掌控權力的機會。

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曾經專門打造了一面鐵牌，懸掛在宮門之上。鐵牌上書：“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可以說，宦官的權力在此時跌入了歷史的最低谷。

朝廷不僅不允許宦官們幹預朝政，更不允許宦官與外臣串通一氣，甚至也不允許置辦產業。太監無後，置辦產業留與誰？朱元璋還以歷史上宦官禍國亂政的案例作為警戒，他曾經感慨萬分：“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為之惋嘆。”

朱元璋在感慨前朝往事的同時，也對自家後院裏的宦官們做了種種限制，明確規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官銜，不得穿戴外臣衣帽，官階不得超過四品，政府各部門不得與宦官公文往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