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六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梁必達和竇玉泉、朱預道、陳墨涵等人的工作位置交錯變化,先是陳墨涵第二次進入南京軍事學院高級班深造,畢業之後,一躍晉升為K軍司令部的參謀長,竇玉泉幾經周折,也調到軍裏擔任後勤副軍長。不久,張普景調到軍裏當了政治部主任,這幾個人臨時性地成了梁必達的上級。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原K軍軍長升遷,梁必達直接當了軍長,並同時擔任軍黨委書記。朱預道擔任副軍長。原軍政委王蘭田調到軍區工作,張普景擔任軍裏的第一副政委。

本來,這些人從年輕人長到了年近半百,從普通青年成長為軍隊的高級幹部,可以說歷盡滄桑。誰也沒有想到,戰爭中人家死裏逃生過來了,卻讓一個莫名其妙的“文化大革命”打得暈頭轉向,一個個紛紛落下馬來,成了“人民的敵人”。

K軍軍部駐地D城是一座省會城市。

“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不久,這座城市就亂了,並沒有像偉人預計的那樣“大亂促大治”,而是一亂就一瀉千裏,亂得烏煙瘴氣。造反有理,文攻武衛,揪鬥“走資派”……就在這紅潮滾滾江山板蕩之際,亂世中呀呀呀殺出一條好漢來——離開軍隊十幾個年頭的江古碑又勇敢地站了起來。江古碑現在的身份是D市的“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六盤山革命造反兵團”司令,是老革命兼新革命的領袖。

地方的形勢如火如荼,部隊的“文化大革命”卻不溫不火。

江古碑終於把目光盯向了部隊,他首先找到了老戰友竇玉泉,希望他出面配合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竇玉泉的態度很不明朗,說:“上有軍長政委,下有革命戰士,我這個副軍長是糧草官,作不得主。你還是去同軍長政委商量,他們要是不積極,你跟毛主席報告也是你的權力。”竇玉泉本來就不是一個輕易表態的人,加之從這麽多年的風風雨雨走過來,運動他經歷得多了,什麽樣的陣勢沒有見過?搞運動就好比開汽車,上面往哪裏指,就往哪裏打方向。但這裏面也有學問。

有些人是快車手,轉彎處不減速,這邊剛轉過去,又來了個新方向,措手不及就掉進了懸崖,戰爭年代吃這個虧的人不少。還有些人是慢車手,該轉彎的時候轉不了彎,不該轉彎的時候轉了,不是撞山就是被撞,和平時期吃這個虧的人不少。竇玉泉現在的態度是,一慢二看三通過。拿不準就靠邊,嫌誤事你超車,你進步是你的造化,那種熱血青年的沖動他是不會幹的。

江古碑對竇玉泉的表現十分不滿,說:“老竇你也太沒原則了,梁必達在凹凸山就飛揚跋扈,你我都是受過迫害的人。我們首先就應該解決梁必達的問題。現在上面給了我們清算的機會了,你還怕什麽,未必他梁必達敢砍你的頭不成?”

竇玉泉仍然陰陽怪氣,說:“那不是一回事。清算什麽?他梁必達一不搞女人貪汙腐化,二不裏通外國,三沒有去配合蔣介石反攻大陸,我憑什麽造他的反?一個副軍長去造軍長的反,不是明擺著要當司馬昭嗎?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可不去捅這個紕漏。”

江古碑見竇玉泉已經喪失了革命鬥志,又去找“張克思”。

因為軍裏的政委是軍區副政委兼任的,張普景以第一副政委的身份主持軍裏的政治工作,所以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張普景的態度倒是很明朗,說:“鬥爭梁必達我沒意見,但是總得有依據吧?”

江古碑說:“現成的證據。我們在凹凸山的時候,搜集梁必達的劣跡材料,我還保存著。”說完,當真從公文包裏取出厚厚的一摞。

張普景戴上老花眼鏡,認認真真從頭至尾看了一遍,說:“這些恐怕不行,組織上早已作過結論了嘛。這些年我也一直在琢磨梁必達,也經常跟他開展鬥爭。但是,越鬥爭還越發現,這個同志其實是很能幹的。我現在都還能記得當年梁必達給組織的交代,第一,說他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純屬扯淡。他祖上是當過商人,但是商人不等於就是剝削階級。他本人參加革命前是有點薄產,用他自己的話說,那是他給人家當學徒掙的,是勞動所得。第二,說他從前有過投國民黨的想法,是事實,但那是國共合作時期,算不上投機。因為那時候不了解八路軍。自從參加了八路軍,他是英勇殺敵屢建功勛,渾身七處負傷,事實有目共睹,我們不能睜著眼睛說瞎話,共產黨員不能昧良心。第三,你看你這材料,什麽座山雕有八大金剛,梁必達有四大美女?子虛烏有嘛。說梁必達生活作風惡劣,從前在藍橋埠搞腐化,抗戰期間到斜河街逍遙樓狎妓,沒有證據,再說這種事情也上不了,台面,現在還用這些臟事搞一個高級幹部,顯得低級趣味。而且,據我所知,事實上梁必達在這個問題上恰好是嚴肅的,全國解放了,部隊進城了,許多幹部經不起糖衣炮彈的進攻,犯了錯誤,而梁必達一塵不染。從前是對東方聞音忠貞不渝,後來是對安雪梅相敬如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