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精英的小辮子 第7章窩囊的禮部首長們

戊戌變法期間，光緒皇帝幹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罷免禮部六堂官，即將禮部兩個尚書外加四個侍郎統統免職。鼓勵士民上書言事，是新政的重頭舉措，一般老百姓由都察院代遞，而官員由所屬衙門長官代遞。等於是在舊制度的模糊地帶，開了一個言路的口子。因此光緒十分重視，來自民間的那些不講格式、荒誕不經的奏章，他都親自讀閱，生怕漏掉什麽有價值的信息，來自官員和士大夫的奏章，他就更重視了。可是就在這時，禮部主事王照上書言事。所言三事：一、要求皇帝明確宣示，中國已經面臨瓜分危機；二、請皇帝奉皇太後之命巡幸中外；三、建議設立教部，以西人敬教之法，尊孔子之教，以西人興學之法，興中國之學。結果禮部尚書懷塔布和許應驥拒絕代遞，然而這個王照足夠強項，不肯就範，馬上上書彈劾堂官阻遏上書，同時聲言，如果不代遞，他就直接到都察院親遞。無奈，禮部兩位尚書只好答應代遞，卻同時遞上彈章，彈劾王照“咆哮堂署，藉端挾制”，要皇帝出國巡幸，是陷皇帝於險境雲雲。

晚清的尚書，雖然按體制只是從一品，但實際上都已經是頭品頂戴，一品大員跟七品主事之間等級懸殊，而且現官現管，如果在平時，王照等於找死。但是，禮部堂官的這一舉動卻犯了光緒的大忌，銳意變法的他，愁的怒的，就是當道大臣阻擾變法，懷塔布和許應驥自己跳出來，焉有不辦之理？所以，光緒龍顏大怒，一下子把禮部六堂官全部免職，賞給王照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連升三級。其實，罪魁不過是作為尚書的懷塔布和許應骙，四位侍郎只是跟著吃掛撈。雖然說當時的體制，尚書侍郎跟現在的部長副部長不一樣，侍郎並非尚書的副手，尚書不代遞，他們可以單獨代遞，但一般來說，很少有侍郎吃飽了撐的，會為一個小小的主事得罪尚書的。

為一個主事而丟了官，又不是什麽貪贓之類的大事，禮部六堂官多少有點冤。但是在變法之前，懷塔布和許應骙這兩個寶貝，就已經吃過一回下屬的癟。清朝的慣例，凡是在內務府當差的人，只要中了進士，就得分發六部。當年有一位文延照先生，就原本在內務府幹得不錯，中了進士，改到禮部做郎中，按資格排在前面，為領辦司員。可是，此公在內務府當大爺當慣了，加上一口很重的鴉片煙癮，根本起不了早。而領辦司員又得經常與堂官打交道，堂官們往往坐著等到天黑也不見他的蹤影，很生氣，要開他的缺兒。丟飯碗的事兒都是天大的事兒，不過，文延照沒有托人求情，而是找了一天，天不亮就跑到懷塔布的家裏，要求晉見。門子說，大人還沒起呢。文延照大怒，在門庭咆哮，你說我遲到，今天我來了，你還沒起，到底誰遲到！如此不公的堂官，早晚有人參你。如此這般，大罵而去。

罵完之後，你還別說，懷塔布和許應驥還真就沒敢上奏開了此人的缺兒，經人說和，僅僅去掉了他的領辦司員，依舊做他的郎中，還在某司掌印。當年六部的規矩，掌印者權重，但無需幹活。這樣的安排，正中文延照的下懷。當時的官場就是這樣，有來頭的下屬，即使上司也惹不大起。碰上怕事的，也只好息事寧人。

以往的史家，論及禮部六堂官事件，都以為懷塔布和許應驥是頑固派。其實，他們只是因循保守而已，說白了，無非是倆混日子的高官，多少還有點怕事。這樣的官員，在當時滿朝皆是。不肯代遞王照的奏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真的視王照要求皇帝出國考察的言論過於“狂妄”，那個年代，皇帝怎麽能出國訪問呢？出了國，尤其是到“敵國”日本，不就是陷君父於險境嗎？這樣狂妄的言論從他們部裏出來，萬一皇上不高興了，他們不也連帶著麻煩？對他們來說，跟違抗皇帝旨意比起來，效忠更重要，或者說不犯原則性的錯誤、不冒風險更重要。不錯，他們這樣的官僚，對於變法的確充滿了疑慮。但這種疑慮與其說是出於頑固，倒不如說是出於本能。在他們看來，宦海沉浮年頭多了，怕的就是變化，不變，自己後面的路很清楚，該怎樣做也很清楚，但變了之後，就一定有許多不定因素，說不定會危及自己的仕途。為了自己的烏紗帽，下屬咆哮，完全可以忍，可以妥協，但是這樣的咆哮如果是為了變法，而且是充滿風險的變法建議，就難免要阻擾一下。他們這官做到一定份上，大體就是混日子，任何一點風險都經受不起。沒想到的是，前一個郎中的事兒平息了，後一個主事的事兒卻栽了。

好在戊戌變法很快就結束了，禮部六堂官也官復原職，整個朝廷又繼續因循下去，直到混到八國聯軍入侵，他們才混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