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合縱連橫 誰來回答中國

能回答歷史之問的，是士，也只有士。

士，是戰國舞台的主角，正如之前的時代主人，西周是王，東周是侯，春秋中後期是大夫。於是，讓我們印象深刻的風流人物，前有武王、周公，中有齊桓、晉文，後有子產、趙鞅，他們是那些時代的代表。

戰國的歷史，卻是由士來譜寫的。

什麽是士？

士在春秋，是最低一等的貴族。前三等，是天子、諸侯、大夫。在秦漢和秦漢以後，是最高一級的平民。後三級，是農、工、商。

那麽，戰國的士，是什麽？

精神貴族。

所謂精神貴族，就是僅僅在精神上或精神領域是貴族。根本原因，是士沒有不動產，也沒有統治權。沒有物質，便只有精神。成為精神貴族，是遲早的事。

不過既然是貴族，就該有貴族的權利和義務，也要有標識，比如體現參政權的緇冠，體現參軍權的皮冠，體現祭祀權的爵冠（爵讀如雀）等等。這是權利的象征，也是身份的認同。因此，子路寧願去死，也不肯免冠。

這就是貴族精神了。

有貴族精神，就有君子風度。所以，春秋雖然禮壞樂崩，卻還不至於道德淪喪。

然而進入戰國，士的權利和義務都沒有了，只剩下一柄劍。這是他們在舉行冠禮時獲得的，也是貴族的身份認同和象征。所以，司馬遷在記錄秦始皇的成年禮時，特地寫了“帶劍”二字。同樣，馮驩和韓信盡管一文不名，卻劍不離身。劍，是貴族之器，君子之器，王者之器。大俠多半用劍，道理也在這裏。[14]

劍，意味著身份，也意味著教養。一般地說，士都能接受比較良好的教育。他們的教育條件不一定最好，學習積極性卻可能最高。因為他們有身份無地位，有義務無職務，有事業無產業。唯一的出路，是為更高級的貴族服務，換取俸祿或食田（可以分得糧食和賦稅的田地）。

這就非有本事不可。

因此，士人的第一要務是“修身”。身修好了，就可以出來工作。其中，幫助大夫打理采邑，叫“齊家”；協助諸侯治理邦國，叫“治國”；輔助天子安定四海，叫“平天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合起來就叫修、齊、治、平。

但，無論齊家還是治國，士人都是幫傭，諸侯和大夫則是老板。不過，春秋的老板和幫傭是有血緣關系的，士人也一般都有世襲職務和固定工作，或像管仲時代的齊國那樣由國家包養。戰國之士，則必須自己找工作。他們與諸侯和大夫，是雇傭關系。既然如此，士們是去幫忙，還是幫兇、幫腔、幫閑，便由不得自己，或不能完全由自己。

相反，為了保證有口飯吃，甚至能夠飛黃騰達，他們很可能放棄原則而投其所好，不顧長遠而只顧眼前。戰國之人急功近利，社會風氣急劇敗壞，這是重要原因之一。[15]

好在事情還有另一面。

另一面就是士在國際事務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尤其是那些重量級士人，服務某國該國就興旺發達，離開某國該國就內外交困，正所謂“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 簡直就是核武器。[16]

這就迫使各國的王侯和卿相，不得不卑躬屈節，禮賢下士，以至於普天之下，尊賢成風。他們甚至不惜自己節衣縮食，也要供養士人。齊國執政田成子每年的收入，大部分用於養士。孟嘗君門下食客三千，每天都跟主人吃同樣的飯菜，不敢稍有怠慢。權貴們對士人的謙恭，於斯為最。[17]

相反，士人卻完全不必看權貴的臉色，甚至可以傲然視之。有一次，魏國士人田子方與太子擊狹路相逢。太子連忙讓車回避，自己下車行禮，田子方卻昂然不答。他說：諸侯看不起人則失其國，大夫看不起人則失其家。我們士人，如果主張不被接受，言論不被采納，換個國家就是。拋棄不識好歹的權貴，就像扔掉一只草鞋，有什麽了不起！

魏太子擊聽了，也只能唯唯諾諾。[18]

毫無疑問，王侯卿相們的這種態度，是被殘酷的國際競爭和權力鬥爭逼出來的，卻在無意中解放了精神文明的生產力。我們知道，知識階層最希望的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態，一是衣食無憂，二是言論自由。有此兩條，思想的源泉就會充分湧流，文明的成果就會遍地開花。

戰國，就做到了這兩點。

事實上，戰國的知識階層雖然不少被國君或大夫供著養著，卻其實不必承擔責任，也不受任何制約。他們想著書立說就著書立說，想高談闊論就高談闊論，想出謀劃策就出謀劃策，想坐而論道就坐而論道，甚至想拂袖而去就一走了之。沒人失去自由，也沒人因言獲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