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官治天下 職業官僚

酷吏張湯是自殺的。[1]

元鼎二年，也就是張湯擔任禦史大夫的第六年，辦案甚多的他自己也被別人舉報，罪名是官商勾結，以權謀私，泄露國家機密，破壞經濟改革。因此，丞相莊青翟抓捕了張湯的親信，供詞也被送達禦前。

漢武帝問：朕每次打算有所動作，商人們都會事先得到消息，囤積貨物。難道有人通風報信嗎？

張湯答：應該是。

漢武帝認為他不老實，便派趙禹去審問。

趙禹是張湯的老同事。武帝朝那些苛嚴的律條，就是他和張湯一起制定的。武帝讓趙禹審理此案，應該說既想查明真相，也有保全之心。

張湯卻仍不認罪。

趙禹便說：老兄怎麽不守本分？捫心自問，被你弄得家破人亡的何止萬千？現在人家告你，言之鑿鑿，只不過皇上不忍法辦而已，你又何必硬要辯解？

於是張湯自殺。

張湯死後，家產少得可憐，都是俸祿所得和皇帝所賜，並無來歷不明的巨額財產。他的兄弟和兒子想厚葬，他的母親卻反對。張湯母親說：我兒身為天子之臣，竟被小人誣陷而死，何必厚葬，又豈能厚葬？

最後，一輛牛車一口薄棺，埋葬了張湯。

武帝得知，感慨萬千。他說：不是這樣的母親，生不出那樣的兒子。於是下令嚴查此案。結果，舉報張湯的人被判死刑，丞相莊青翟下獄自殺。

張湯一案的背後，無疑是官場的殘酷鬥爭，且案情復雜，撲朔迷離。不過，張湯並未以權謀私，應是事實。他在任職期間並無瀆職行為，更是事實。

克己奉公，忠於職守，張湯是清官。

但，張湯也是酷吏，他的刀筆之下冤案不少。大司農顏異，就是被他妄加罪名害死的。汲黯也指出，張湯辦案唯上不唯法，皇上討厭的就設法詆毀，皇上喜歡的就曲意回護。請問，這能算是好法官嗎？[2]

恐怕不能。

問題是張湯還有另一面：豪強的案子自己受理，從重從嚴從快。平民百姓犯案，則向皇帝口頭匯報，那些人也往往被赦免。可見張湯在審理案件和匯報案情時，是不畏強暴的，也是向弱勢群體傾斜的。

同情弱者，是好人；除暴安良，是好官；惡人自己做，施恩的事留給皇上，是忠臣。然而這個好人、清官、忠臣，同時也是冤案的制造者和惡法的炮制者。

張湯，該怎麽評價？

職業官僚。

秦漢帝國的職業官僚，叫文吏。吏是辦事員，官才是管理者，就像僚是僚屬，官是長官。不過，正如官與僚常常連用或通用，官與吏也往往不分。比如吏祿和吏治，便既包括吏，也包括官。封疆大吏，就更是大官。[3]

但，文吏卻不等於文官。

嚴格意義上的文官，不但應該是讀書人，而且要有政治理想或政治抱負，至少要有政治主張。他們從政的目的，是“致君堯舜上”；執政的任務，是“再使風俗淳”。也就是說，他們是政治家，或政治工作者。[4]

文吏卻是技術官僚。他們看重的是專業技術能力，包括財會、法律、公文寫作。比如漢武帝重用的桑弘羊，就是經濟專家；張湯、趙禹、杜周，則是法律專家。他們也多半受過專門訓練，甚至有著基層工作的經驗。

武帝時代的文吏，就是這樣一些人。寧成、趙禹、張湯、尹齊、楊仆、減宣、杜周，都做過小吏或刀筆吏，王溫舒還做過亭長。他們平步青雲，則因為能幹。或者地方官“以為能”，或者漢武帝“以為能”。

這就跟文官的選拔不一樣。成為文官的標準，是飽讀詩書，滿腹經綸，博古通今，文采斐然。這當然只有儒生才能充任。因此，文官的產生始於獨尊儒術；而真正成為主流，則要到隋唐實行科舉制度以後。

選拔標準不同，價值觀念也不同。

文官的價值觀是孔子的：君子謀道不謀食。態度是孟子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追求是子夏的：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不是優秀，是優裕。也就是說，做官長袖善舞就治學，治學綽綽有余就做官。[5]

因此，他們也可以不做官。

相反，文吏卻必須踏入官場走上仕途。做官為吏，是他們的職業，他們的飯碗。換句話說，他們相當於律師和職業經理人，是靠為帝國打工謀生的。

那麽，律師或經理的職業道德是什麽？

為當事人服務。

文吏的當事人又是誰？

皇帝。

這就清楚了。據此，像張湯那樣根據上意來決定判決的從寬從嚴，就不是缺德，反倒是恪守職業道德。

事實上，正是職業的要求，使文吏們也具有儒家主張的某些道德，比如忠。他們甚至就像訓練有素的鷹犬，只要主子一聲令下，就會迅速撲上前去，並不管那獵物是同朝官吏、功臣勛貴，還是皇親國戚、公子王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