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南朝試驗田 短命鬼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南朝，那就只有四個字：乏善可陳。短短的一百六十九年間，居然換了四個朝代。其中年頭最長的是劉宋，六十年。其次是南梁，五十六年。再次是陳，三十三年。最短是南齊，二十四年。

宋、齊、梁、陳，都是短命鬼。

王朝短命，皇帝亦然。在位時間最短的一個，居然只有一年。此外，在位兩年、四年和八年的各三個，三年的七個，五年和六年的各一個。超過十年的只有五個，其中十二年的兩個，十五年的一個。[1]

那麽，在位時間長的又如何？

也不怎麽樣。梁武帝蕭衍四十八年，宋文帝劉義隆三十年，在位時間都不短。但，梁武帝困死宮中，劉義隆則被自己的兒子謀殺。實際上南朝二十四帝，至少有十三個死於非命，兇手則從太子、宗室、權臣，到侍從、禁衛軍、叛亂者、外敵和新皇帝，形形色色不一而足。[2]

這很值得琢磨。

當然，宋、齊、梁、陳的情況也不盡相同。劉宋皇帝共八個，不得好死的竟有五個；南齊皇帝七個，死於非命的有四個，都超過半數。最慘的是南梁，四個皇帝全都不能壽終正寢。而且，這三個朝代被殺的皇帝，竟有六個是未成年人，其中年齡最大的十七歲，最小的只有十三歲。[3]

情況最好的是陳。包括亡國之君陳叔寶，也都沒有被謀殺，他甚至活到了隋煬帝遷都洛陽那年。不過，陳朝五帝中仍有一個是被廢掉的，而且，被廢一年半以後就神秘地去世，年齡只有十九歲，難道不可疑嗎？[4]

更何況，陳實在不好意思再叫做朝。當他們接受禪讓建國時，南梁的國土已經大面積淪喪，陳朝也只能龜縮在東南一隅等著隋來滅亡，盡管他們曾經也想振作一番。可惜，無可奈何花落去，好景不再來。

其實宋、齊、梁、陳的開國皇帝都是有為之君，也都開創過新氣象，因此宋有元嘉之治，齊有永明之治，梁有天監之治。但無一例外，緊接著都是大亂，然後則是亡國。一部南朝史，幾乎就是治亂循環史。

這就與北魏大不相同。

北魏也亂，十四個皇帝有九個非正常死亡。但北魏動亂的結果是前進，是由蠻夷之邦變成了中華帝國。南朝卻早就喪失了中華帝國的意識和氣度，更沒有東晉那樣中央政府的名分，只不過龐大的諸侯王國而已。[5]

結果是什麽呢？

是就連漢化了的胡人也看他們不起。在北魏的官方史書中，東晉是被稱為“僭晉”的，劉宋、南齊和南梁則被稱為“島夷”。也就是說，晉代表華夏正宗不成問題，只不過東晉政權的合法性可疑。之後的南朝則連冒充中華的資格都沒有，只能算作蠻夷，還是小蠻夷。[6]

這可真是莫大的諷刺。

於是我們要問：南朝的存在也有歷史意義和文化價值嗎？如果有，又是什麽呢？

充當中華文明的試驗田。

實際上，一向被許多人忽視的南北朝恰恰是中華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北方和南方都在進行各種探索和實驗，只不過北方更多地提供了成功經驗，南方卻在試錯。然而試錯同樣是有意義的。事實上，正是由於有北方的經驗和南方的教訓，後來的隋唐才能實現大變革。

在歷史問題上，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那麽，南朝的實驗又是什麽？

改革東晉的政治。

我們知道，東晉的政權是士族的，政治是門閥的。然而南朝的開國之君宋武帝劉裕、齊高帝蕭道成、梁武帝蕭衍和陳武帝陳霸先，卻都是寒門素族和行伍出身。這就跟晉武帝以儒生和名士自居大相徑庭，也必然導致政權內部士族與庶族、文官政府與軍人政權的矛盾。

南朝之亂，主要原因在這裏。

問題是，士族的政權，為什麽會落到軍人手裏？

因為士族越來越懶惰和無能。按照門閥制度，那些名門望族的子弟天生就有做官和免稅的特權，法律和制度保證了他們可以不勞而獲。因此，這些家夥從小就錦衣玉食遊手好閑，只知道峨冠博帶高談闊論，或者塗脂抹粉顧影自憐，地地道道的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這是一些寄生蟲。

寄生蟲是不會有上進心和創造力的，也不會有責任感和使命感。養尊處優的世家子弟們甚至把官職分成了清濁兩種。只不過，清官的意思不是清廉，而是清閑。因此與“清官”相對應的也不是“貪官”，而是“濁官”。

濁官的職責是處理具體事務，比如稅收和訴訟。這些俗務煩雜、瑣碎而勞碌，寄生蟲們根本就不願意去做。久而久之，他們就變成這樣：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