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唐詩精神 知向誰邊

分界點仍是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以後的大唐似乎換了一個樣，不但皇帝不再是李世民和武則天那樣的，就連服飾也煥然一新：衣服由緊身窄袖變成長袍寬袖，眉毛則由又細又長變成又短又粗。難怪白居易這樣描述老宮女的過時落伍：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52]

社會上也是另一番景象。實際上德宗以後，上層風氣日趨奢華，淺斟低唱和車馬宴遊成為新的時尚。英勇豪邁的慷慨悲歌不大有了，青春年少的直樸氣質不大有了，沖破傳統的反叛氛圍也不大有了，士大夫們更多地是癡迷於書法、圖畫、圍棋、占蔔，以及各種膾不厭細的精美飲食。[53]

這可真是恍如隔世。

◎唐代前後期服飾對比圖

盛唐時期，敦煌第151窟北耳洞龕女像。少女頭梳雙髻，著圓領長袍，選自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

盛唐時期，陜西西安南郊出土韋頊墓石槨裝飾畫。圖中少婦頭戴胡帽，身著領袖窄小的翻領胡服，這是天寶年間流行的婦女時裝樣式。

晚唐時期，選自周昉《簪花仕女圖》。圖中女子梳高髻，上插牡丹花，身穿大袖紗衫，披錦繡羅帔，下著長裙。

晚唐時期，敦煌壁畫第196窟。選自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

變化與兩件事情有關，這就是科舉制和兩稅法。後者簡單地說，就是以田畝為單位確定地稅，以貧富（戶等）為標準確定戶稅，以貨幣替代谷米和絹帛進行繳納，每年不晚於六月和十一月起征，其他苛捐雜稅全免。由於有地稅和戶稅兩種，又是夏秋兩季征收，所以叫“兩稅法”。[54]

平心而論，兩稅法的意義是積極的，因為賦稅的征收由按人口計算變成了按資產計算。戶稅固然是大戶多納，小戶少交，地稅也是地多的稅多，地少的稅少。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廣大貧苦人民的負擔，有利於解放生產力，也促進了當時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55]

可惜在王朝時代，立法者的善意往往是一廂情願，中晚唐皇帝的詔令更未必能真正實行。貞元三年（787），全國大豐收，物價低到每鬥米一百五十錢，粟八十。為了防止米賤傷農，帝國下令以平價收購糧食。這當然是中央政府的惠民政策，結果卻是農民苦不堪言，怨聲載道。

德宗皇帝得知這一情況完全是意外。十二月某日，他外出打獵路過一家農舍，便信步走了進去。也許，他是想順便做一次調研。當然，更可能是想聽到歌功頌德。

農戶叫趙光奇。

唐德宗問：怎麽樣？老百姓都很幸福吧？

趙光奇答：不幸福。

德宗奇怪：豐衣足食，為什麽不幸福？

趙光奇說：因為政府不講誠信。說是地稅和戶稅之外不取分文，其實額外收的比兩稅還多。後來又說什麽平價收購糧食，實際上是只拿糧食不給錢，還要我們運到老遠，害得我們幾乎破產。我等愁苦如此，哪有幸福？

德宗嘆息，下令補償趙光奇。

農民趙光奇確實光奇，皇帝唐德宗卻其實不德。趙光奇說得非常清楚：朝廷體恤民眾的所有詔令，到了地方上從來就是畫餅和空文。德宗不解決這個根本問題，只是補償趙光奇一家，又有什麽意義？難怪司馬光很不以為然。[56]

但，實行兩稅法以後，帝國變得安定富庶，官員也變得闊綽起來，則是事實。更重要的是，由於唐代科舉之盛始於高宗之時，成於玄宗之代，極於德宗之世，所以創造了兩稅法的德宗朝，便成為歷史的一個分界點——此後的中華帝國將是庶族地主階級的政治舞台。[57]

沒錯，科舉制和兩稅法，都是有利於他們的。

新階級要有新文化。於是有了韓愈、柳宗元代表的古文運動，白居易的新樂府，以及唐傳奇。傳奇就是小說。小說原本不入流，唐傳奇的作者卻是大家，比如創作《枕中記》的是史官，創作《李娃傳》的是詩人，元代戲曲《西廂記》前身《鶯鶯傳》的作者更是大名鼎鼎的元稹。[58]

實際上傳奇與唐詩不但並行不悖，而且相輔相成。白居易寫了《長恨歌》，陳鴻就寫《長恨歌傳》；白行簡寫了《李娃傳》，元稹就寫《李娃行》。歷來被看作高雅藝術的詩與通俗文學傳奇，竟然毫無障礙地“同流合汙”。

這是中晚唐的時代精神。

的確，由於越來越多的庶族地主知識分子通過科舉走上仕途，並逐漸成為官僚隊伍的主流，文學藝術的平民化已是大勢所趨。事實上，正如歐洲的文藝復興指向未來，古文運動也是借復古之名，行創新之實。韓愈和柳宗元們反對四六駢文，則其實是要顛覆門閥士族的意識形態和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