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乾坤逆轉 帝王心思

王安石最後一次在朝堂上見到宋神宗是哪一天，已無從稽考。那天的氣氛看起來跟往常沒什麽兩樣，王安石便談起對呂嘉問的安排。當時，呂嘉問已經回到京師，參與了王雱他們與呂惠卿的鬥爭，但沒有被追究。於是，王安石便建議任命此人為集賢院學士，皇帝的答復則是放放再說。[33]

結果，一放就是半個月。

因此這天上朝，王安石便舊話重提。皇帝陛下卻仍然不肯表態，只是回過頭去發呆。所有人都不敢說話，神宗卻又轉過臉來問：聽說相公想辭職，已經很久了？

王安石猝不及防，低頭答道：是。

又說：陛下堅留，不敢馬上就走。

大殿中安靜得能聽見心跳。

皇帝不再說什麽，王安石也很快便離開相位。[34]

此事未被正史采信，因此真偽莫辨。照理說，似乎不該有這樣難堪的場面。畢竟，太祖皇帝留下的祖宗家法，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從太宗到神宗，北宋歷任皇帝對朝中大臣都禮遇有加，政治文明的程度遠遠高於明清兩代。孔子主張的“君使臣以禮”，在宋代應該說得到了實行。[35]

事實上，王安石離職以後的待遇並不低。他在罷相一年多之後的元豐元年（1078）正月被封為舒國公，又過了一年多，改封荊國公，從此人稱“王荊公”。甚至到他病故時，雖然掌權的已是反對派，也仍然被追贈了太傅的頭銜。

宋，是彬彬有禮的。至少，這時還是。

然而客氣禮貌並不等於滿心歡喜，宋神宗對王安石恐怕也早有不滿。責任當然在王安石。眾所周知，此人素有“拗相公”稱號，一根筋認死理，只論事不看人，在皇帝面前也倔頭倔腦，說起話來胡同裏趕豬直來直去，跟他自己的穿衣戴帽一樣不修邊幅，常常弄得皇帝和同僚下不了台。

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比如熙寧五年到七年討論市易法和免役法，就是皇帝或他人問一句說一句，王安石就頂一句駁一句，簡直問都問不得。說到激動時，不是指控同僚結黨營私破壞改革，便是批評神宗不識好歹不明是非。[36]

如此作風，誰受得了？

所以，神宗第一次罷免王安石，固然有前面說過的種種原因，恐怕也未嘗沒有這樣的考慮：安石呀安石，回到江寧冷靜冷靜，改改你那臭脾氣吧！改了，朕還用你。

可惜，王安石就是不改。

其實復出之後的王安石也非麻木不仁。據說他曾經對親近的人說：現在聖上對我，只從得五分時也得也。可惜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還是依然故我，想說什麽就說什麽，甚至想鬧情緒就鬧情緒，想請病假就請病假。[37]

這在王安石，或許既是出於對主義的堅持，也是出於對神宗的信任。他曾在復出之後兩三個月時說：臣之所以敢於直言，只因為陛下能夠容忍臣下犯顏諫爭。否則，安石就算有十個膽子，又豈敢忘記明哲保身的古訓？不過，陛下修身立德雖然堪比堯舜，是非分明卻不如唐太宗。如果敢直言的不能賞，出問題的不能罰，豈能要求大家都說真話？

聽完這話，宋神宗也笑了。他說：台官只有挨罵挨批和撤職查辦的份，何嘗有過獎賞？現在找個願意幹的都難。

王安石說：不知道唐太宗那會兒，是不是也這樣？[38]

這當然可以傳為美談。可惜好景不長，皇帝陛下的忍耐也有限。最讓他記憶深刻的，應該是熙寧八年十一月。當時宰相韓絳和副宰相呂惠卿都已離職，朝廷急需人手，王安石卻又請病假了。神宗一天十七次派人探望，也不管用。

皇帝只好問個究竟。

王安石的回答，是要狠狠整治那些反對新法的人。

神宗很為難。他說：據反映，民間也叫苦。

王安石說：冬天刮寒風，夏天下暴雨，老百姓不也叫苦連天嗎？有什麽了不起，值得大驚小怪？

神宗說：就不能沒有寒風和暴雨嗎？

王安石不高興，繼續生病。

這一次，神宗又遷就了王安石，只要是他推薦的人都予以重用，王安石的權勢也達到了頂峰。但，這並不等於皇帝心中就沒有陰影，沒有想法，沒有疙瘩。[39]

是啊，這大宋的江山，究竟是誰的？

宋神宗心裏翻江倒海，呂惠卿也來火上澆油。熙寧九年六月，被王雱等人逼得跟王安石徹底翻臉的呂惠卿，在奏折中說了這樣的話：請陛下想想，陛下平時是以什麽人的待遇對待王安石，王安石又是以何等人自許的？三綱五常、君臣大義和政治規矩，難道可以由於他一個人而廢掉嗎？[40]

皇帝很可能心頭一緊。

我們不知道，皇帝此刻是否想到了熙寧五年七月。那時有個名叫郭逢原的小官突發奇想上書朝廷，請求將宋神宗與王安石的禮儀由君臣改為師生，還提出取消樞密院，把權力集中到中書省，以便王安石大權獨攬，令行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