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教訓所在 執政豈能大無畏

熙寧三年（1070）三月二十八日，也就是變法開始一年以後，神宗皇帝召見副宰相王安石，問了他一個問題：外面議論紛紛，稱朝廷有“三不足”之說，卿知道嗎？

王安石答：不知道。哪三不足？

神宗說：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王安石說：臣不知這話從何說起。陛下躬親聽政，唯恐傷民，怎麽是不懼天變？廣開言路，虛懷若谷，怎麽是不恤人言？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臣以為正該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修敕不知凡幾。家法如不可變，祖宗為何要改？[31]

此事沒有下文，“三不足”卻成為疑案。請問，王安石說過這些話嗎？如果說過，為什麽要矢口否認？如果沒有，反對派又為什麽能抓住大做文章？這是編得出來的嗎？

何況怎麽看，也都像他說的。

因此，一種可以被多數人接受的判斷是：無論王安石是不是說過這三句話，或有過諸如此類的言論，“三不足”都代表了他的思想，甚至是他變法革新的精神支柱。[32]

這是可能的，也是可怕的。

沒錯，按照現代科學觀點，自然界的變化與人世間的事情沒有因果關系。像西漢董仲舒他們說的那樣，發生地震或水災是由於統治者德政不修犯了錯誤，並不成立。但是這種不科學的說法卻有積極意義。因為中華帝國的掌舵人，無論皇帝還是代行皇權的，權力都實在太大了。他們既不像後來歐洲的帝王那樣有教皇和教會制約，又不像之前周代的天子有諸侯制衡。管得住這些人的，只有老天爺。

所以，當王安石他們表現出不懼天變的苗頭時，老宰相富弼就憂心忡忡。他說：人君畏懼的也只有天。如果連天命和天譴都不害怕，那還有什麽事情做不出來呢？[33]

的確如此。也難怪後來的徽宗和蔡京君臣膽敢那樣肆意妄為，因為精神導師王安石已經幫他們打消了顧慮。

不懼天變的，當然更不懼人言。

事實上，並非沒人勸過神宗他們。富弼就曾在喜降春雨的某天提醒皇帝：願陛下不以今日雨澤為喜，常以累年災變為懼。蘇軾也曾當面批評皇帝：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據說，神宗當時聞言悚然。但是結果呢？蘇軾被打發到開封去做法官，富弼也在半年後離開了相位。[34]

這時是熙寧二年的上半年，變法剛剛開始。

實事求是地講，變法之初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頭腦都是冷靜的，甚至考慮到了失敗和搞砸的可能。神宗皇帝說，古往今來所有變革，常常是一人失誤滿盤皆輸。王安石也直言不諱：人才難得也難知。當年堯舜和群臣共同選擇鯀，尚且治水失敗，何況今日變法要用的人不止一個兩個，又哪能不會看走眼？所以，他們才決定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希望依靠制度而不是個人來實現富國強兵和長治久安。[35]

制置三司條例司成立一個月後，神宗詢問進展，王安石回答：文件是起草好了。不過，如今要理財，就得使用能幹的人。這樣一來，天下就會以為朝廷重才不重德，只知道要錢不注意禮樂教化。所以，臣請陛下考慮輕重緩急。

神宗點頭稱是。[36]

然而很快，王安石就變得狂躁而亢奮。

變化並不奇怪。熙寧二年九月初四，也就是制置三司條例司成立半年後，青苗法頒布施行。對於改革的第一步，王安石他們當然高度關注。神宗甚至派出兩個宦官實地考察，得到的信息是此法大得人心。然而幾乎與此同時，批評的意見也排山倒海般地洶湧而來，眼看就要淹沒那弱小的青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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