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教訓所在 誰主沉浮

最早暴露出問題的，是青苗法。

平心而論，青苗法的設想並不錯，考慮也算周全。按照熙寧二年九月條例司頒布的規定，農民貸款是自願的，地方政府不得強行攤派。還貸的時候，願意還錢就還錢，願意還糧就還糧，還糧按照市場上的平均價格計算。如果遇到自然災害，允許在下一個收割季節再還，不得催要。[50]

可惜執行起來，就不是那麽回事。

首先是明令禁止的強行攤派在各州縣盛行，以至於朝廷不得不在青苗法實施三個月後就再發詔令，要求巡視員認真檢查，發現違令官員立即通報。然而話音剛落，第二個月就接到河北安撫使韓琦的報告，強行攤派屢禁不止，就連根本不種地的城市居民也被要求借這種農業貸款。[51]

神宗想不通。他問司馬光，問題出在哪裏呢？他聽到的普遍反映，都認為青苗是良法，只是用人不當。

司馬光說：依臣之見，法亦不善。

宋神宗說：已經三令五申不得強貸了呀！

司馬光說：巡視員卻在暗示地方官攤派。開封境內十七個縣，只有陳留嚴格執行自願貸款的原則，結果沒有任何人來借錢。其他縣貸出那麽多款，不攤派怎麽可能？[52]

那麽，地方官又為什麽要頂風作案呢？

很簡單，就因為他們是地方官。在帝國體制下，地方與中央是上下級關系。因此，青苗貸款在中央是政策，到了他們那裏就是政績。他們也很清楚，雖然宋神宗和王安石都說貸款不能勉強，其實內心深處是希望青苗法成功的。成功的標志當然只有一個，那就是貸出很多錢收回很多利，民眾還表示感恩戴德，只不過後者可以造假，前者必須當真。

這就不能由著民眾自願。相反，越是不想借錢的，反倒越要逼他們借，因為不想借錢的都是大戶人家。按照條例司的規定，一等民戶的貸款額度是五等的十五倍。相反，貧戶則不但借錢少，還貸能力也低，中央又規定不得虧損。那麽請問，地方官的眼睛該盯著誰，不強行攤派又怎麽成？ [53]

立法本身也有問題，比如貧下中農貸款必須由地主富農做擔保，或者領銜。這當然是為了保證官府能夠收回本金和利息，對於地主富農卻是無妄之災。過去，他們可以借錢給貧下中農獲取利息，現在反倒要替他們背債，請問誰會心甘情願？也只好要求他們“奉旨貸款”了。[54]

何況條例司還口是心非，各地的貸款也有指標。盡管從理論上講，指標由地方上自己確定，但是不想表功邀寵的又有幾個？熙寧四年十月，就有個地方官不顧實際情況報了四十萬，幸虧被有良知的副職奏請皇帝制止，這才沒害得當地民眾傾家蕩產。即便如此，王安石還是派人前去質問青苗錢為什麽貸出去那麽少。那位已經升任正職的官員回答：不是規定民眾自願嗎？他們不願意，難道可以強迫？[55]

王安石無言以對，只能暗暗切齒。

遭遇災年延緩還貸的規定也沒有得到執行。熙寧七年旱情那麽嚴重，催款官吏卻仍然似虎如狼，民眾要繳納的除了青苗債，還有免役錢。如果不是鄭俠獻圖，使皇帝下達暫停追繳（權息追呼）的詔令，不知多少民眾要家破人亡。[56]

不乏可取之處的政策，就這樣變成惡魔。

然而根本原因卻是司馬光沒有也不可能看到的，那就是政府做了不該他們做的事。不妨設想一下，如果由多家可以競爭的商業銀行來發放貸款，又有司法獨立的民事法庭解決糾紛，朝廷不過宏觀調控，事情會這麽不可收拾嗎？

可惜，商業銀行和司法獨立，當時都不可能。

市易法的問題也一樣。

前面說過，所謂市易法，就是國家控制商品流通；所謂市易務，則是國家百貨總公司。問題在於，百貨公司即便可以國有也可以官辦，但那也只能是企業不能是衙門。王安石和呂嘉問的市易務卻不但是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機構，還同時是企業和銀行，可以向商人發放抵押貸款，利息也是百分之二十。這就等於是一個人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還當觀眾，完全是胡來。如此違背經濟規律和管理原則，不妨礙經濟發展，不弄得罵聲一片，才是咄咄怪事。

王安石卻死不悔改。

執迷不悟也不奇怪，因為他崇尚國家主義，當然會相信政府萬能。熙寧二年七月，王安石推出了均輸法。這是他的第一項改革，核心內容則是將宮廷和衙門需要的用品，由地方供奉改為官方采買。原因是老辦法太混亂，要用的東西送不來，沒用的又堆積如山，地方上負擔也重。代理開封法官的蘇軾卻不贊成。他說，由官員用公款購買物品，肯定會不是名牌不買，沒有回扣不買，還能指望節約開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