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訟

在鄉土社會裏，一說起“訟師”，大家會聯想到“挑撥是非”之類的惡行。做刀筆吏的在這種社會裏是沒有地位的。可是在都市裏“律師”之上還要加個“大”字，報紙的封面可能全幅是律師的題名錄。而且好好的公司和個人，都會去請律師做常年顧問。在傳統眼光中，都市真是個是非場，規矩人是住不得的了。

訟師改稱“律師”，更加“大”字在上；打官司改稱“起訴”；包攬是非改稱“法律顧問”——這套名詞的改變正代表了社會性質的改變，也就是禮治社會變為法治社會。

在都市社會中一個人不明白法律，要去請教別人，並不是件可恥之事。事實上，普通人在都市裏居住，求生活，很難知道有關生活、職業的種種法律。法律成了專門知識。不知道法律的人卻又不能在法律之外生活。在有秩序的都市社會中，在法律之外生活就會搗亂社會的共同安全，於是這種人不能不有個顧問了。律師地位的重要從此獲得。

但是在鄉土社會的禮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禮”，就成了撒野，沒有規矩，簡直是個道德問題，不是個好人。一個負責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維持禮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獄。如果非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為有人破壞了傳統的規矩。在舊小說上，我們常見的聽訟，亦稱折獄的程序是：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幹板，然後一方面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分出那個“獐頭鼠目”，必非好人，重加呵責，逼出供狀，結果好惡分辨，冤也伸了，大呼青天。——這種程序在現代眼光中，會感覺到沒有道理；但是在鄉土社會中，這卻是公認正當的。否則為什麽這類記載，《包公案》、《施公案》等等能成了傳統的最暢銷書呢？

清代折獄

我在上一次雜話中已說明了禮治秩序的性質。在這裏我可以另打一個譬喻來說明：在我們比賽足球時，裁判官吹了叫子，說哪個人犯規，哪個人就得受罰，用不到由雙方停了球辯論。最理想的球賽是裁判員形同虛設（除了做個發球或出界的信號員）。為什麽呢？那是因為每個參加比賽的球員都應當事先熟悉規則，而且都事先約定根據雙方同意的規則之下比賽，裁判員是規則的權威。他的責任是在察看每個球員的動作不越出規則之外。一個有Sportsmanship的球員並不會在裁判員的背後，向對方的球員偷偷地打一暗拳。如果發生此類事情，不但裁判員可以罰他，而且這個球員，甚至全球隊的名譽即受影響。球員對於規則要諳熟，技藝要能做到從心所欲而不逾規的程度，他需要長期的訓練。如果發生有意犯規的舉動，就可以說是訓練不良，也是指導員的恥辱。

這個譬喻可以用來說明鄉土社會對於訟事的看法。所謂禮治就是對傳統規則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關系，都有著一定的規則。行為者對於這些規則從小就熟習，不問理由而認為是當然的。長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規則化成了內在的習慣。維持禮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權力，而是在身內的良心。所以這種秩序注意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禮治是每個人都自動地守規矩，不必有外在的監督。但是理想的禮治秩序並不常有的。一個人可以為了自私的動機，偷偷地越出規矩。這種人在這種秩序裏是敗類無疑。每個人知禮是責任，社會假定每個人是知禮的，至少社會有責任要使每個人知禮。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過”。這也是鄉土社會中通行“連坐”的根據。兒子做了壞事情，父親得受刑罰，甚至教師也不能辭其咎。教得認真，子弟不會有壞的行為。打官司也成了一種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夠。

在鄉村裏所謂調解，其實是一種教育過程。我曾在鄉下參加過這類調解的集會。我之被邀，在鄉民看來是極自然的，因為我是在學校裏教書的，讀書知禮，是權威。其他負有調解責任的是一鄉的長老。最有意思的是保長從不發言，因為他在鄉裏並沒有社會地位，他只是個幹事。調解是個新名詞，舊名詞是評理。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會說話的鄉紳開口。他的公式總是把那被調解的雙方都罵一頓：“這簡直是丟我們村子裏臉的事！你們還不認了錯，回家去。”接著教訓了一番。有時竟拍起桌子來發一陣脾氣。他依著他認為“應當”的告訴他們。這一陣卻極有效，雙方時常就“和解”了，有時還得罰他們請一次客。我那時常覺得像是在球場旁看裁判官吹叫子，罰球。

我記得一個很有意思的案子：某甲已上了年紀，抽大煙。長子為了全家的經濟，很反對他父親有這嗜好，但也不便幹涉。次子不務正業，偷偷抽大煙，時常慫恿老父親抽大煙，他可以分潤一些。有一次給長子看見了，就痛打他的弟弟，這弟弟賴在老父身上。長子一時火起，罵了父親。家裏大鬧起來，被人拉到鄉公所來評理。那位鄉紳，先照例認為這是件全村的醜事。接著動用了整個倫理原則，小兒子是敗類，看上去就不是好東西，最不好，應當趕出村子。大兒子罵了父親，該罰。老父親不知道管教兒子，還要抽大煙，受了一頓教訓。這樣，大家認了罰回家。那位鄉紳回頭和我發了一陣牢騷：一代不如一代，真是世風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