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這集子裏所收的十四篇論文是從我過去一年所講“鄉村社會學”的課程中所整理出來的一部分。我這門課程已講過好幾遍，最初我采用美國的教本作參考，覺得不很愜意，又曾用我自己調查的材料講，而那時我正注意中國鄉村經濟一方面的問題，學生們雖覺得有興趣，但是在“鄉村社會學”中講經濟問題未免太偏，而且同時學校有“土地經濟學”和“比較經濟制度”等課程，未免重復太多。過去一年我決定另起爐灶，甚至暫時撇開經濟問題，專從社會結構本身來發揮。初次試驗離開成熟之境還遠，但這也算是我個人的一種企圖。

以我個人在社會學門內的工作說，這是我所努力的第二期。第一期的工作是實地的社區研究。我離開清華大學研究院之後就選擇了這方面。二十四年的夏天，我和前妻王同惠女士一同到廣西瑤山去研究當地瑤民的生活。那年冬天在山裏遭遇了不幸，前妻未獲生回，我亦負傷，一直在廣州醫院度過了春天才北返。在養病期間，我整理了前妻的遺稿，寫成了《花籃瑤社會組織》。二十五年夏天我到自己家鄉調查了一個村子，秋天到英國，整理材料，在老師Malinowski教授指導之下，寫成了Peasant Life in China一書，在二十七年返國前付印，二十八年出版。返國時抗戰已進入第二年，所以我只能從安南入雲南，住下了，得到中英庚款的資助，在雲南開始實地研究工作，寫出了一本《祿村農田》。後來得農民銀行的資助，成立了一個小規模的研究室，附設於雲南大學，系雲大和燕京大學合作機關。我那時的工作是幫忙年輕朋友們一起下鄉調查，而且因為昆明轟炸頻繁，所以在二十九年冬遷到呈貢，古城村的魁星閣。這個研究室從此得到了“魁閣”這個綽號。我們進行的工作有好幾個計劃，前後參加的也有十多人，有結果的是：張子毅先生的《易村手工業》、《玉村土地與商業》、《洱村小農經濟》，史國衡先生的《昆廠勞工》、《個舊礦工》，谷苞先生的《化城鎮的基層行政》，田汝康先生的《芒市邊民的擺》、《內地女工》，胡慶鈞先生的《呈貢基層權力結構》。其中有若幹業已出版。我是魁閣的總助手，幫著大家討論和寫作，甚至抄鋼筆板和油印。三十二年我到美國去了一年，把《祿村農田》、《易村手工業》和《玉村土地與商業》改寫英文，成為Earthbound China一書，《昆廠勞工》改寫成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三十三年回國，我一方面依舊繼續做魁閣的研究工作，同時在雲大和聯大兼課，開始我的第二期工作。第二期工作是社會結構的分析，偏於通論性質，在理論上總結並開導實地研究。《生育制度》是這方面的第一本著作，這本《鄉土中國》可以說是第二本。我在這兩期的研究工作中雖則各有偏重，但在性質上是聯貫的。為了要說明我選擇這些方向來發展中國的社會學的理由，我不能不在這裏一述我所認識的現代社會學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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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在社會科學中是最年輕的一門。孔德（Comte）在他《實證哲學》裏采取這個名字到現在還不過近一百年，而孔德用這名詞來預言的那門研究社會現象的科學應當相等於現在我們所謂“社會科學”的統稱。斯賓塞（Spencer）也是這樣，他所謂社會學是研究社會現象的總論。把社會學降為和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等社會科學並列的一門學問，並非創立這名稱的早年學者所意想得到的。

社會學能不能成為一門特殊的社會科學其實還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這裏牽涉到了社會科學領域的分劃。如果我們承認政治學、經濟學有它們特殊的領域，我們也承認了社會科學可以依社會制度加以劃分：政治學研究政治制度，經濟學研究經濟制度等。社會現象能分多少制度也就可以成立多少門社會科學。現在的社會學，從這種立場上說來，只是個沒有長成的社會科學的老家。一旦長成了，羽毛豐滿，就可以鬧分家，獨立門戶去了。這個譬喻確說明了現代社會學中的一個趨勢。

譏笑社會學的朋友曾為它造下了個“剩余社會科學”的綽號。早年的學者像孟德斯鳩，像亞當斯密，如果被稱作社會學家並非過分，像《法意》，像《原富》一類的名著，包羅萬象，單說是政治學和經濟學未免偏重。但是不久他們的門徒們把這些大師們的余緒發揮申引，蔚成家數，都以獨立門戶為榮，有時甚至討厭老家的淵源。政治學、經濟學既已獨立，留在“社會學”領域裏的只剩了些不太受人問津的、雖則並非不重要的社會制度，好像包括家庭、婚姻、教育等的生育制度，以及宗教制度等等。有一個時期，社會學抱殘守缺地只能安於“次要制度”的研究裏。這樣，它還是守不住這老家的，沒有長成的還是會長成的。在最近十多年來，這“剩余領域”又開始分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