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新的統一盛運下之社會情態【盛唐之進士府兵與農民】（第2/4頁）

以庸而言，漢制更役一歲一月，唐制則只二十天，只有漢制的三分之二。【漢尚須為正卒衛士一年，又有戍邊三天。唐因行府兵制，農民不須衛戍，比漢負擔更輕。】

調輸布帛，與漢口賦驟難相比。惟西晉戶調，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比唐多六倍。北魏均田，一夫一婦調帛一匹，比唐亦多一倍。【唐兼綾、絁，比上稍有出入。要之唐之調法輕於魏、晉。】

唐制庸、調並得視田登耗為蠲免。

要論輕徭薄賦，中國史上首推唐代的租庸調制。在這一個制度下，農民自可安居樂業。

唐初不榷監，開元以下始課監；【以左拾遺劉彤表。然天寶、至德間，監每鬥尚僅十錢。其後乃增至四十倍。天下之賦，監利居半。】則唐興逾百年矣矣。唐初無茶稅，建中以下始稅茶。唐初無酒禁，廣德以下始禁酒。唐六典謂“關呵而不稅”，則唐初待工商又甚優。【隋亦所仰惟賦調，唐初仍隋制也。】

又按：就中國史上之商人言之，西漢貨殖傳中人物，其在當時社會上之勢力，勿論矣。即如東漢初，樊重家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資至百萬，光武資之起。其末年，蜀先主亦得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之助。而麋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資產钜億。進妹於先主，奉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則其實商人勢力，猶可想見。降及兩晉，多以朝廷大僚而兼營貨殖，如王戎、【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石崇【甚至劫奪。】是也。

宋元徽中，張興世為雍州刺史，還家，擁資三千萬。【而為蒼梧王所劫。】世雲：“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而梁武陵王紀都督益州，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殖其財用。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簉，至有百簉；銀五倍之；其他錦罽繒采稱是。又得賈胡為主金帛。【見北史何妥傳。】同時梁武弟臨川王宏，積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是三十余間，計見錢已三億余萬。

北齊富商大賈以貨賄得仕宦，屢見史冊。隋、唐商業尤盛，而官吏以經商致巨富亦常見。自兩宋以下，此風似不揚。官吏兼務貨殖至巨富者始少，富商大賈在政治、社會各方面活動勢力亦見絀。其趨勢蓋自唐中冶以後而始變。一則商稅日重，商利日薄。如唐代“公廨錢”【亦名“料錢”。】有七分生利者。【唐武德以後，國家倉庫猶虛，應京官料錢，並給公廨本，令富當司令史番官迵易給利，計官員多少分給。貞觀時，褚遂良極論之，然其制終不革。開元六年，祕書少監崔沔議：“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輸，四千二百。兼算勞費，不啻五千。”】開元十六年詔：“天下負舉，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可見當時社會利率之厚。

宋王安石行新法，青苗市易皆收息二分，已為一時詬病，亦由其時社會一般利潤自低也。惟其利潤降低，故商人不能進至於大富，而官僚亦無從自商人處一轉手而獲多金。然論社會商業狀況，宋以下若轉較唐以前為活潑。【市坊制度，皆至宋而廢弛。於是有夜市，有草市。此蓋都市人口增加，財富旺盛，交通便利，勞動生產力發達，故商業交易，隨時隨地而擴大。又如唐以前用錢絹，宋、元以下用銀鈔，皆可見商貨交易之厚盛於前也。】

蓋社會商業情況之盛衰，不必與商人所得利潤之高低為正比。故宋以下社會一般商業雖轉盛，而資本集中之趨勢則日減。二則貴族特權日削，官方則例日嚴，故宋、明權臣大僚，多務於厚擁田租而止。田租之視商利，故瞠乎後矣。

偶有以貨殖堅稱巨富，往往得罪，禍不旋踵。【如明初吳賈陸某，富甲江右，謂“積而不散，適以釀禍”，盡以與其徒沈萬三，身為道士以終。沈富敵國，明太祖因而罪之，謫戍雲南。】

蓋社會貧富之懸殊，與貴族特權之存廢，亦相為比例而進退也。【比如海上貿易，宋非不如唐，然市舶司制度既立，則利入政府，官僚與商人，皆不能如唐人之多獲後裏。】社會自唐中葉以下，既無特貴，亦無殊富，則力量漸趨平均，故此後社會之亂，如王仙芝、黃巢、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等，除卻軍隊叛變以外，大抵皆饑民之騷動。求如古社會之所謂豪傑起義者，亦渺不可得。此亦古今社會升降轉變一大節目也。欲知盛唐社會盛況，亦不得不注意及此，故附論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