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

錢穆《國史新論》再論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中國傳統之士，其對前有崇奉，其對後有創新，二者可以相和合。孔子為中國兩千五百年來學人所共奉，尊之曰：“至聖先師”。但孔子亦有所崇奉，故曰：“甚矣，吾衰也，我久矣不復夢見周公。”而此下儒學傳統中，雖永尊孔子，亦非無創新。性與天道，孔子罕言之，而孟子主性善。孔子極推管仲，嘗曰：“微管仲，我其被發左襖矣。”而孟子則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言養氣之功，“養氣”兩字不見於《論語》。其他《孟子》書中持論，不見於《論語》者何限，然孟子曰：“乃吾所願，則學孔子。”孟子終無一言疑及孔子，而自有孟子之創新。

繼孟子而起有荀卿，主性惡，持議與孟子相反。然亦同尊孔子。西漢董仲舒倡議罷黜百家，獨尊周、孔，乃於孟、荀少崇揚。西漢末有揚雄，亦尊孔，然於孟、荀、董三人亦少崇揚。東漢晚年有鄭玄，為一世儒宗，同尊孔，而於孟、荀、董、揚亦非所崇。隋代有王通，亦尊孔，然於孟、荀、董、揚、鄭諸人，亦未見推崇。

唐代有韓愈，以己之辟佛自比於孟子之拒楊墨。又曰：“孟子大醇，荀卿小疵。”於孔門傳統下，乃獨推孟子。然又自言：“並世無孔子，則不當在弟子之列。”則其獨尊孔子亦可知。宋初諸儒群尊孔，但歐陽修尊韓愈，王安石尊孟子，意見亦不同。周濂溪始為道學開山，《宋史》於《儒林傳》外特出《道學傳》，後人或非之。然道學終是一新儒學，與漢、唐儒學有不同。宋、元、明三代之道學家，群尊濂溪，而亦立說各不同。清儒又有宋學、漢學之分，然雖重漢學，其為學又何嘗與漢儒相同。

然則列舉孔子以下兩千五百年之儒學傳統，可謂時各有變，人各相異。於同一崇奉中，不害其各有創新。於各自創新中，亦不害其同一崇奉。此為中國學術思想一特點。釋迦創設佛教，然崇奉釋迦亦可人人成佛，並亦人人自創新說，此為佛學傳統與中國儒學有大體相同處。故佛教在印度，雖終衰歇，而仍盛行於中國。耶穌為上帝獨生子，崇奉耶穌，不能同為上帝之獨生子。而於耶穌教義亦不能多有新創立新發揮，此為耶教來中國不能如佛教之昌行之一大理由一大原因。此可見文化傳統乃人心向背之所在。

故中國學術思想乃由四圍共向一中心，其中心地位愈高，則四圍向之者愈廣，如孔子是已。故其中心之相同，不害四圍之互異，但終見一共同向往之大同而已。西方之學則由四圍各自發展，無一共向之中心，故其為學乃日趨於相異，而卒不能建一大同步。耶教雖為一共同信仰，惟究於學術有異。一切有傳統，無創新，此則乃其與自由思想之大相異處。西方學術則惟見其相異，不見其大同。天文學、地質學、生物學，界域各異。自然學如此，人文學亦然。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律學，分門別類，莫不皆然。學以致用，而所用之途則各異。學以求真，而無一大同之真理。故西方之為學，可以互不相通，乃無一共尊之對象。

其為學既各異，其為人亦各異。羅馬人不同於希臘人，現代歐洲人亦不同於希臘、羅馬人。抑且英國人不同於法國人，美國人又不同於英國人。亦為西方人為學終不於同處求，必向異處求，一應有之趨勢。即如宗教，耶、回不相同，而耶教中又分新舊。宗教信仰亦終難獲其大同。

耶穌言：“凱撒事凱撒管”，耶教之所同，則只同於一教皇，是即耶穌之凱撒化。伊斯蘭教則更然。西方宗教之同，惟同在其世俗化。而孔子與釋迦，則務以其教來化此世俗，此又一大不同。實則西方人不僅宗教求世俗化，即一切學術思想亦盡求世俗化。而中國人則求世俗之學術化，此亦一大不同。

今論世俗，西方則重個人主義。如喜科學，或哲學與文學，皆由個人自由。甚至宗教信仰亦然。既重個人自由，則宜其惟見互異，不見大同。其大同處則僅在衣、食、住、行物質生活上，於是乃有唯物論哲學與唯物史觀之出現。若其超於物外，則惟有宗教信仰靈魂天堂。但此乃一種信仰，而非人生實務中之思想自由。即如近代新興之共產主義，亦成一種信仰，亦不許有思想之自由。此二者均與中國傳統有大不同。中國士傳統並不成為一宗教，而其在實際人生中，則轉抱有一大同觀。何以故？則因中國士傳統，即從孔子說起，兩千五百年來，均已抱一世界生活即天下生活之觀念。其同處在人生，不在物質方面。其論人則在心，不在身。此乃其主要關捩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