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

錢穆《國史新論》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中國文化有與並世其他民族其他社會絕對相異之一點，即為中國社會有士之一流品，而其他社會無之。夏、商、周三代，中國乃一貴族封建社會，然其時已有士。如夏代之傳說，商代之伊尹，起於版築畎畝之中，而上登政治至高地位，其詳已不可考。其為後世士人一至高之楷模，則事無可疑。下及周室東遷，春秋時代，為士者益得勢。其事散見於《左氏》、《公羊》、《谷梁》三傳之所記載，典籍具在，可資詳述。然中國社會之所謂士，確然有其在社會上特殊地位，在文化傳統上有特殊意義與特殊價值，則其事實始於孔子。

孔子曰：“士志於道”，孟子曰：“士尚志”，即尚其所志之道。其道始則修於身，繼則齊其家。推而廣之，擴而大之，則有家族，有家鄉。更推而廣之，更擴而大之，則有治國之道。又更推擴，超國家而上，則有平天下之道。其實所謂身、家、國、天下，此諸分別，即古代封建貴族之所傳，如所謂禹、湯、文、武，上溯及於唐堯、虞舜，莫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以成其為聖帝明王。惟當時建有修、齊、治、平之禮，而孔子則綜合會通加以闡發，倡為修、齊、治、平之道，以求廣大奉行，而成為一完整之體系，如此而已。

孔子又贊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者，用其道，非指用其身。能用其道，則出身行道。不能用其道，則藏道於身，寧退不仕。不顯身於仕途，以求全其道而傳之後世。故士可以用，可以不用。可以仕。可以不仕。而社會有士，則其道乃得光昌傳播於天地間。

孔門有四科，德行、語言、政事、文學。言語、政事，即仕進後所有事。而言語尤先於政事。因政事僅行於國內，言語則用之國際外交，其事已超乎國而達於天下。故言語之為用，則猶在政事之上。文學則未及見用，而致力於典籍文章，上述古代，下傳後世。文章之所在，亦即道。而三者之上，又以德行為之首。苟非有此德行，將不得謂之人，而又何三者之足雲。孔門又有先進後進之別。孔子早期傳道，登其門者為先進，其時則皆有志用世，而於文學則有所不遑詳究者。孔子晚年傳道，登其門者為後進，時孔子已衰老，有“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之嘆。故來學者，多致力於文章典籍，求道、講道、明道、傳道之心為切，而用道、行道之志則較緩。孔子則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行道用世之心，固雖老而猶存。

四科中最先一科為德行。德行中最先一人為顏淵。顏淵之自述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我之文，即四科中文學之文，為求道、講道、明道所資。約我以禮之禮，則以用世行道者。孔子又曰：“君子不器。”又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用則行，則由己以行道。舍則藏，則藏道於己以傳世。求己與道之合為一體，故曰：“為己”。若僅以己身供人用，則我身僅如一器，無道可言，又何足貴。孔子以子貢為器，而又曰：“子之器瑚璉也。”瑚璉藏在宗廟，乃貴器，不能隨便使用。如冉有，則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以冉有僅為季孫氏用，則猶器之下矣。

在德行一科中，尚有閔子賽、冉伯牛、仲弓。孔子何以獨稱顏淵？或此三人，舍之則藏有其德，而用之則行則不能有如顏淵之才。或以此三人皆早死，故孔子獨稱顏淵。要之，藏則較易，行則更難。君子不器，而仍貴其能為一大器，其義在此。則不當不辨。

孔子之卒，孔門弟子普遍蒙受各方之重視，然而無一人獲得上層政治之大用。其再傳弟子以下，如子思、孟子、荀卿，皆獲大名，但亦無一人受上層政治之重用。儒家以下，諸子並興，繼孔子而起者為墨翟。主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然墨翟亦未受列國政治上層之重用。墨子曾多方介紹其弟子進入仕途，然自禽滑厘以下，墨家弟子亦終無獲重用者。墨家有钜子組織，如孟勝亦钜子，為各國墨徒之領袖。其仕楚，僅為一家臣，並以三百人之眾死於任上。繼墨翟有楊朱，主為我，拔一毛利天下不為。其在政治上不受大用，亦無弟子傳名於世。其次有道家，莊周僅為宋國一漆園吏。楚國聘為相，莊周辭之，謂寧為泥中曳尾之龜，不願藏骨於宗廟。則其意偏向於舍之則藏，而無意於用之則行之一途。老子繼起，僅求為聖王，則又誰歟用之？著書五千言，亦無一知名弟子聞於世。

其他如名家，首起惠施，與莊周為友，曾相梁惠王，政績無聞。是亦未見大用。陰陽家首起鄒衍，備受列國尊禮，同亦未見大用。齊威、宣、湣諸代，設有稷下先生之位，享諸子以厚祿，許以自由授徒講學。先進達七十人之多，著書立說，擅盛名者不少，卒亦未見獲政治上之重用。惟縱橫一家，獨獲重用於世。然孟子曰：“公孫衍張儀，妾婦之道也。”後世亦不再以縱橫家流列入先秦諸子學術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