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人物

錢穆《國史新論》中國歷史人物

講文化定要講歷史，歷史是文化積累最具體的事實。歷史講人事，人事該以人為主，事為副。非有人生，何來人事？中國人一向看清楚這一點。西方人看法便和我們不同，似乎把事為主，人為副，倒過來了。因此，西方歷史多是紀事本末體，中國雖有此體，但非主要。中國史以列傳體為主，二十四史稱為正史，最難讀。一翻開，只見一個一個人，不易看見一件一件事。如讀《史記》，漢代開國，只見漢高祖、項王、張良、韓信、蕭何許多人，把事分在各人身上。《尚書》是古代的紀事本末體，此下要到宋代袁樞才有《通鑒紀事本末》，只便初學，進一步再讀編年史如《通鑒》，更進一步始讀正史列傳。今天我們一切學術教育都學西洋，因此學校講歷史，都重事，不重人。如講楚、漢戰爭，漢高祖怎樣打項羽？固然要講到人，但只以事為主。有一年，我在美國親同他們一位史學家辯論過這一問題，他說：“歷史固應以人為主，但此人若無事表現，如何跑上歷史？”我說：“此事難說，因其牽涉到中西雙方整個文化體系上面去。我且舉一個明顯的例，在中國有很多人沒有事表現而也寫進歷史，而且這類人決不在少數。”我們今天不論大學，乃至研究院，講史學，雖是分門別類，注意都在事上。如講政治制度，沒有一個絕對是與好的制度。制度總是要變，並無千古不變，亦無十全十美的制度。如講社會經濟，一切有關經濟的理論思想，及其事實，也都隨時而變。在壞制度下，有好人總好些。在好制度下，有壞人總不好些。思想要有事實表現，事背後要有人主持。如果沒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論都是空的，靠不住的。而所謂人之好壞，此一標準，則比較有定不易變。此刻把歷史分類講，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外交史、軍事史等，一切完備，卻不注重歷史裏面的人，至少是隔一層，成為是次要不是主要的。制度由人來，某些人起來了，才有此制度。思想亦由人即思想家來。所以我今天特別要講歷史上的人，最大希望，要我們都能變成歷史人物。要來維持歷史，復興歷史，創造歷史，都得要有人。

講到歷史人物，當然要講歷史。世運與人物總是相隨而來的。時代不同，人物也跟著不同。中國人一向看歷史總要變，故說世運。歷史時時在變，世運總是不能停留在一個狀態下。我們把歷史上一切時代大體分別，不外有兩種，不僅中外如此，古今如此，以後也如此。某種時代，我們稱之為治世，太平安定，慢慢地變成了盛世。某種時代由盛而衰，由衰而亂，變成為衰世與亂世。歷史千變萬化，不外這一個治亂盛衰。當我小孩子時，學校老師告訴我，中國歷史一治一亂，西方歷史，治了不再亂。我當時雖很年幼，聽了那位先生的話，覺得這是一個大問題。如何使中國歷史也能治了不再亂。但我後來讀了歷史，漸認為在西方，治了也會亂，盛了也還衰。我到今天短短七十多年生命，親眼看到西方社會之由盛而衰，由治而亂。歐洲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切大變。特別刺激我的，如英國。當時讀世界地理，所用地圖是英國制的，只要這地方由它統治，都畫上紅色。譬如香港一個島，也畫上一條紅線，一張世界地圖，到處都有紅顏色。英國被稱為是一個太陽不會掉下去的國家，全世界有英國國旗，太陽永遠照在他們的國旗上。可是今天呢？

我年齡慢慢大了，又聽人講，可惜我們生在這時代，是一個衰世亂世。即如對日抗戰到今天，到處奔跑流亡，今天可說是只在國家偏安局面內生活。若我們生在太平盛世不好嗎？但我們讀史，好像治世盛世歷史人物該是又多又好，否則怎樣會治會盛？衰世亂世，該是人物又少並壞，否則怎樣會衰會亂？而實際並不然。但也只能看中國史。西洋史專重事而忽略了人，打仗勝敗不同，國家強弱不同，只見了事，不見事背後之人。今天我們社會一般知識分子，慢慢接受西方影響，只論治亂強弱，卻把一般中心的主持人物也忽略了。若使我們把二十五史來作一統計，我能先告訴你們一結論。中國史上第一等大人物，多在亂世衰世。所謂大人物，他不僅在當世，還要在身後，對歷史有影響，有作用，這才是大人物。影響作用愈大，此一人物也就愈大。而所謂人物，起於衰世亂世的反而更多更大。起於盛世治世的反而更少，更差一點。這不奇怪嗎？實亦不奇怪。若使衰世亂世沒有人物，或人物不夠偉大，此下怎會又變成治世盛世？中國歷史之所以能一盛一衰，一治一亂，正因為在衰世亂世有人物，下邊才開創新歷史。由亂返治，由衰轉盛。若我們不注意人物，重事不重人，那麽天下衰了亂了，更沒有人了，此下便會沒辦法。希臘、羅馬之沒落便在此。此刻的英國、法國何時再復興，也是問題。今天輪到美國與蘇俄，成為世界上兩強。然而從歷史過程論，治下仍然定會有亂，盛後定然會仍有衰。即如美國，但論人物，如華盛頓、林肯這些人，似乎到今天便不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