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之考試制度

錢穆《國史新論》中國歷史上之考試制度

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裏，特設考試一權，其用意在如何選拔賢能，以補選舉之不足。西方選舉制度，只在選舉人方面加以限制。在美國，曾有一博學的大學教授與一汽車夫競選，而失敗了。選舉原意，在如何獲取理想人才，俾可充分代表民意。單憑群眾選舉，未必果能盡得賢能。故中山先生主張，被選舉人亦該有一限制，遂以考試補選舉制度之不足。他說：“一切公職候選人，都該先受國家公開考試，獲取其競選之資格。”此層用意，卻正與中國歷史傳統恰相吻合。中國歷史上之考試制度，本從選舉制度演變而來，其用意本在彌補選舉制度之不足。故唐杜佑《通典》，考試制度即歸選舉項下敘述。今天我們要講中國歷史上之考試制度，仍該從選舉制度說起。

中國史上很早便有選舉制，遠從西漢時起，那時的選舉，大概可分為三類：（一）定期選舉，（二）不定期選舉，（三）臨時選舉。選舉用意，即在希望全國各地人才，都能有機會參加政府。中國傳統政治理論，重責任，不重主權。在理論上，主要的不是政府主權之誰屬，而是政府究該負何種責任。既望政府負責，自該選賢與能，需要全國各地人才參加，才能切實負起理想上政府的重大職責。故漢代選舉第一項目是賢良，以近代話說，即是傑出人才。此項選舉，並無定期，每逢新天子接位，或遇天變，或逢大慶典，隨時由政府下詔，囑政府各部內外長官，各就所知，列名推薦。被選人不論已仕未仕，膺舉後，政府就政治大節目發問，被舉賢良，各就所問，直抒己見，是謂賢良對策。政府就其對策，甄拔錄用。其次舉孝廉，孝子廉吏，重德行，不重才能。政府用人德才並重，然賢良乃政府所需求，孝廉則寓有提倡獎勵之意。當時社會風氣，重視賢良，競願膺選。對孝廉，則頗加鄙薄。武帝時下詔切責，謂郡國長吏，在其治區，乃竟無孝子廉吏，可應國家選舉，可證其職責之未盡，遂下令議不舉者罪。自後郡國遂按年察舉孝廉，成為故事。於是賢良為不定期選，而孝廉則成為一種定期選舉。此外復因政府臨時需要特殊人才，如出使絕域，通習水利，能治水災等。大體西漢選舉，主要不出此三類。

漢代仕途，大體都從郎署轉出。郎署是皇宮中侍衛集團，郡國舉人，多半先進郎署，自後再轉入仕途。漢代郡國一百余，若按年察舉一孝子，一廉吏，即每年有被選人二百以上進入郎署。那時郎署無定員，總數大約不會超出三千人，如是則不到二十年，郎署充斥，即已無余額。政府用人既先從郎署選拔，郎署人多，即不再須外求，於是賢良及奇才異能各項不定期選與臨時選，自會逐漸稀疏，只有按年定期選舉，即孝廉一項，遂成為漢代入仕惟一之途徑。此項演變，則須到東漢時始確立。

漢武帝時，又新定太學制度，設立五經博士，郡國俊才，年在十八歲以上，均得送太學為博士弟子。一年以上，即得考試。甲科為郎，乙科仍回原郡國為吏。吏治有成績，仍得按年有被舉希望，以孝廉名義，再入郎署。故漢代仕途，首先當受國家教育，畢業後，轉入地方政府服務，憑其實際成績之表現，乃始得被選舉資格。

惟漢代選舉，與今日西方選舉制度不同者，在西方為民選，而在漢代則為官選。地方長官固須采酌社會輿論，鄉土物望，然選舉實權則掌握在地方長官手中，此一節為中西選舉重要之不同點。然在中國傳統政治理論下，亦自有其立場。政府既在為民眾負責，而實際參加政府之人員，又全為國內各地所選拔之人才，則政府與民眾早成一體，政府即由社會民眾所組成，政民一體，而非政民對立。在理論上言，不能謂一行作吏，其人便不可靠。官選民選，手續不同，其用意在獲取賢才，並無異致。中國乃一廣大之農村國，直接由民眾選舉，在當時有種種不便。授其權於各地之長官，由其參酌輿情，推薦賢才。若選舉徇私不稱職，政府自有糾劾。政府既由民眾組成，政府與民眾同屬一體。如何謂民眾決然是，政府決然非；民選則一定可靠，官選則一定不可靠；在野者便可信任，在朝的便不可信任。故就中國傳統政治理論言，漢代之官選，也自有其未可厚非處。

惟漢代郡國選舉，到東漢時究已成為惟一入仕之正途，奔競者多，流弊自不免，於是政府乃不得不逐步加上了限制。最先是限額，每一郡國戶口滿二十萬以上者得察舉孝廉一名，四十萬以上者二名，百萬以上者五名，不滿二十萬者兩年一名。稍後又有限年之制，非到規定年齡者，不得膺選。又後復加以一度之考試，以檢核被選舉人之相當學養。如是，則孝廉二字，遂完全成為當時一種獲得參政資格之名號，與原來獎勵孝子廉吏之意義，不復相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