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 如何研究政治史(第4/5頁)

此下再講到有關經濟制度方面,如漢武時代所創始的鹽鐵政策,即就近代觀念言,亦系一種頗為進步的經濟政策。西方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的各項經濟制度,實肇始自德國俾斯麥。但中國在漢代遠已有之,由政府來統制鹽鐵官賣。直到清代,中國社會從未能有壟斷性的大資本家出現,即是此項政制之績效。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義,有節制資本一口號,其實亦在中國傳統政制中有淵源。中國社會,自戰國以下,自由工商業即甚趨繁榮,但永不能產生出資本主義,即由此故。故在中國歷史上此項有關節制資本的一切制度,在現代世界潮流中,實仍有值得注意探討研究的價值。

又如漢代的平準制度,此乃一種調整物價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國歷史上不斷變通運用。即如糧價一項,遇豐年時,政府以高價收購過剩糧食,以免谷賤傷農。待到荒年季節,政府便以低價大量拋售積谷,寓有賑濟貧農之意。此項制度,隨後由社會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謂社倉制度。據說美國羅斯福執政時,國內發生了經濟恐慌,聞知中國歷史上此一套調節物價的方法,有人介紹此說,卻說是王荊公的新法。其實在中國本是一項傳統性的法制。抗戰時期,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華訪問,在蘭州甫下飛機,即向國府派去的歡迎大員提起王安石來,深表傾佩之枕。而那些大員卻瞠目不知所對。因為在我們近代中國人心目中,只知有華盛頓、林肯。認為中國一切都落後,在現代世界潮流下,一切歷史人物傳統政制,都不值得再談了。於是話不投機,只支吾以對。

再次講到中國從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屬統治制度,直到現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方此一二百年來,帝國主義大行其道,英、法等國都擁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們乃自羅馬傳統而來。但在中國,自秦以下,版圖雖大,統一政府所轄範圍雖廣,其政制則是郡縣的,不得以西方傳統的帝國相比擬。但今天的中國人,事事喜歡模仿西方,因此隨口常稱“漢帝國”“唐帝國”雲雲。難道漢唐時代的中國人,除卻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縣便均以殖民地視之,均以帝國征服方式來統治的嗎?試看漢代選舉,唐代考試,對全國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對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參加政府。一應賦稅法律等,亦是全國平等。此等規模,豈能與現代西方帝國之殖民地統治相提並論?即就清代之藩屬統治言,亦尚有中國傳統美意在,實在還值得今天我們來再行研討呀!

又如中國社會上之宗教信仰,向來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則有一套制度,對此民眾信仰,有頗為開明的管制與調節。因此在中國歷史上,政教分離,又是自古已然,並亦極少有因民間信仰沖突而釀成宗教戰爭的。直到今天,還未有人能仔細來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國歷史傳統中,宗教與政府與社會三方面如何配合,於自由開放之中,有其節制調整之用心的種種制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

以上只就中國傳統政制,分從各方面隨便舉出幾項,用來說明在此刻來研究中國以往傳統政制,實未見與現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說過,中國傳統政制,乃是貫通於中國全部歷史進程中,而占有極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說來,可見研究中國史,自未見即與現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離存在了。

近代的中國人,只因我們一時科學落後,遂誤認為中國以往歷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後了。此實是一種可笑的推斷。最低限度講來,中國人所一向重視不斷講究的修齊治平之道,較之並世各民族,斷不能說是落後。此一分辨,近代惟孫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據孫先生意見,中國人所講治平之道,實在比之並世諸民族遠為先進。惟孫先生亦只是粗枝大葉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來仔細發揮闡述,自然應該是有志研究史學者的責任。

今天我們要研究中國制度史,必須注意兩點:

一:研究制度,不該專從制度本身看,而該會通著與此制度相關之一切史實來研究。這有兩點原因,一因制度必針對當時實際政治而設立而運用。單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貫通之於當時之史事,便看不出該項制度在當時之實際影響。一因每一制度自其開始到其終了,在其過程中也不斷有變動,有修改。歷史上記載制度,往往只舉此一制度之標準的一段落來作主,其實每一制度永遠在變動中,不配合當時的史事,便易於將每一制度之變動性忽略了,而誤認為每一制度常是凝滯僵化,一成不變地存在。

二:研究制度,必須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後實有一套思想與一套理論之存在。在西方歷史上,所謂政治思想家,他們未必親身參預實際政治,往往只憑著書立說來發揮其對於政治上之理想與抱負。如古代希臘之柏拉圖,如近代歐洲之盧騷、孟德斯鳩等人皆是。但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一種士人政府,許多學者極少著書純講政治理論。這並非中國人沒有政治理想,乃因他們早多親身參預了實際政治,他們所抱負的多少可在實際政治上舒展。當知中國歷代所制定所實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後都隱伏著一套思想理論之存在。既已見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國自秦以下歷代偉大學人,多半是親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現為一個實踐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與理論,多已見諸其當時的實際行動措施中,自不必把他們的理論來另自寫作一書。因此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乃似沒有專門性的有關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沒有專門的政論家。但我們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卻是極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體材料,此事值得我們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