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敏感話題 A TOUCHY SUBJECT

盡管絕大多數美國人感到，他們的確生活在一個極其復雜的社會等級制度當中，他們甚至懷疑，正是對社會地位的種種顧慮，左右了置身其中的人們的言談舉止。然而，社會等級這個話題迄今依然顯得曖昧可疑，並且經常是過於敏感的。時至今日，哪怕只是稍稍提及社會等級這個話題，也能大大地激怒別人。這情形就仿如一個世紀以前，當紳士們坐在社交沙龍中飲茶時，一旦有誰過於公開地談及性問題，舉座頓時會變得鴉雀無聲。

最近有人問我正在寫些什麽，我回答道：“一本關於美國社會等級的書。”這時，人們總是會先緊一緊自己的領帶，然後偷偷瞥一眼袖口，看看那兒磨損的程度。幾分鐘之後，他們便會悄悄站起身走開。這不僅僅由於他們懷疑我是個社會等級暗探，還仿佛我剛才的話說的是：“我正在寫一本書，想鼓勵人們用幼海豹的屍體痛打幼鯨，直到它們斷氣。”自動手寫這本書以來，我已經數次體驗了R.H.托尼①洞察到的一個可怕的真理。他在《平等》（Equality，1931年）一書中寫道：“‘等級’這個詞會引起種種令人不快的聯想。所以，只要在這個話題上稍作逗留，就會被理解成是精神變態、嫉恨和充滿偏見的症狀。”

尤其在美國，等級這個概念相當令人尷尬。社會學家保羅·布盧姆伯格（Paul Blumberg）在他的作品《衰落時代的不平等》（Inequality in an Age of Decline，1980年）中，幹脆把社會等級稱作“在美國遭禁的思想”，此話可是不假。通常，哪怕這個話題剛被觸及，人們就開始變得煩躁不安。當兩名采訪人問一位婦女，她是否認為這個國家存在不同的社會等級時，她回答道：“這是我所聽到過的最最肮臟的字眼！”當另一位男士被問及同一個問題時，他變得很有些憤懣，“社會等級應該被徹底消滅！”這句話沖口而出。

實際上，在面對這個問題時，人們恰恰會暴露他們對社會等級的敏感：越是感到煩惱和憤怒，越說明等級存在的真實和嚴酷。如果誰容易變得非常焦慮，這種傾向暗示你是一名中產階級，你非常擔心自己會下滑一個或兩個等級梯級；另一方面，上層階級熱衷於談論這個話題，因為他們在這種事上投入的關注愈多，就愈顯得地位優越；貧民階層通常並不介意討論這個話題，因為他們清楚，自己幾乎無力改變自身的社會地位。所以，對他們而言，整個等級問題幾乎就是一個笑話——上層階級空洞的貴族式的自命不凡不過是一種愚頑和妄自尊大，而中產階級的焦慮不安和附庸風雅則令人生厭。

事實上，對社會等級高度敏感的恰恰是中產階級，有時候他們甚至會被這個問題嚇得要命。在某圖書館的一冊由羅素·林內斯②所著的《時尚先鋒》（The Tastemakers，1954年）中，一位中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留下了他的痕跡。此書有一節以屈尊俯就的態度論及中產階級那不可靠的裝飾品味，然後冷嘲熱諷地將他們和另一些階層更為高級和精致的藝術行為作了一番比較。在這段文字旁邊，這位怒火中燒的讀者用大寫字母批道：“狗屎！”就我的經驗而言，此公肯定是一位無可救藥的中產階級男士（說不定是位女士？）。

正如對等級問題的憤慨恰恰暴露了階級身份，解釋這件令你生氣的事物的方式也會產生同樣的效果。底層的人們樂於相信，等級是以一個人擁有財富的多少來作為標準的；生活在中層的人們承認金錢與等級差別有關，但一個人所受的教育和從事的工作類型同樣重要；接近上層的人們認為品味、價值觀、生活格調和行為方式是判斷等級身份不可或缺的標準，而對金錢、職業或受教育程度則不加考慮。

斯特茲·特克爾③曾為寫作《美國：分離街》（Division Street:America，1967年）采訪過一位女士。她不但對等級這一問題表現出驚慌不安，而且出於本能將職業視為劃分等級的主要標準，這類反應清楚無誤地表明了她的中產階級身份。“就在這條街上，住著幾乎各種等級的人們，”她說，“可我不該提等級這個詞，”她接著說，“因為我們並不是生活在一個有等級差別的國家裏。”接著，職業標準就來了，“但在這條街上，既有看門人，也住著醫生，還住著商人和會計師。”社會學家們司空見慣的是，受訪者總會屢屢聲明他們居住的地區並不存在社會等級差別。《美國生活中的等級》（Class in American Life，1959年）一書的作者倫納德·賴斯曼④寫道：“幾乎無一例外地，調查者記錄下的第一句話總是：‘我們這個城市沒有等級差別’。一旦這句話脫口而出，也就道出了這個地區存在的等級差別，因為隨之而來的是同一社區的好公民們令人驚異地眾口一詞表示附和。”小說家約翰·奧哈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