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解剖等級 AN ANATOMY OF THE CLASSES

好像沒人確切地知道，“等級”這個詞究竟意味著什麽。有一些人，例如萬斯·帕卡德①，曾嘗試援用更客觀的術語，也談論過“社會地位體系”。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後繼者們，傾向於在談到一個人擁有多少財富和財富的利益杠杆作用時才談論“等級”。他們談的“地位”是指一個人擁有多少觀眾的社會聲望，而他們說到“黨”時，則是在衡量一個人的政治勢力多大，也即是說，你究竟擁有多少內在的力量去免除他人的騷擾和麻煩，不受別人的擺布。我說的“等級”包括以上三個方面，不過也許對“地位”尤其強調。我真誠希望“caste”②這個詞已經美國化了，因為它能很好地表達這個國家實際上非常嚴格的等級界線，以及一個人想從養育了他的等級向上或向下移動的困難程度。

我們不禁要問：美國社會裏一共存在多少社會階層？最簡單的回答是：兩種——富人和窮人，雇主和雇員，地主和佃農，資產階級和貧民階層。或者，不考慮經濟和政治因素，只考慮風度和生活格調，則有紳士和無賴兩種。當一組社會學家向一位調查對象詢問“社會等級”一詞包含了什麽意思時，他回答：“看你有沒有教養。”而按“社會化”的標準來考察，則把那些“享受”世襲財產的人和那些根本不考慮這件事的人區別開來。保羅·布盧姆伯格注意到，今天還存在一種“基本的社會等級差別”，就是買得起房子——任何房子——的人和買不起房子的人之間的差別，按這一思路再降一級，就變成了買得起車的人和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等公共汽車的人之間的差別。英國幽默作家吉麗·庫柏（Jilly Cooper）在她的《等級》（Class，1981年）

一書中，暗示了一幅二分的社會圖景：“有負疚感的”人和“被欺騙的”人。她寫道：

一邊是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盡管他們通常不一定比工人階級掙得多，卻總是心懷歉疚，滿腦子都是社會關懷。另一邊則是各種勞動階級，他們已經被電視和報刊雜志中關於美好生活的種種想象徹底洗了腦，於是因為大蛋糕上自己的那一塊太小而覺得受了欺騙。

世上只存在兩個等級，這也被“二戰”期間英國駐北非第八步兵團的一名士兵意識到了，他曾雄辯地描繪了這種差別：

長官，這就是一個倒黴蛋打發自己倒黴的一輩子的好辦法，不是嗎？您聽說過等級差別這回事嗎，長官？讓我來告訴您這是什麽意思。它是說，維克斯-阿姆斯特朗③掙了錢卻裝成輸了的樣子，丘吉爾又點燃了一支雪茄，《泰晤士報》在解釋“自由”和“民主”，而我，屁股坐在利比亞的戰壕裏，用鋼盔朝一個昏迷的家夥劈頭蓋臉地澆涼水。只要你能待在一個好等級裏——這一點非常重要——這等級制就錯不了，長官，因為一個等級得到蜜糖，而另一個等級只有狗屎。

對這名士兵的結論可以有另外一種表達，那就是，每一個地方的所有工作都能分為兩類：安全的和危險的。每年有十萬名工人因為與工作相關的事故或疾病死亡，四十萬人因工傷致殘，六百萬人在工作時健康受到損害。在《勞動階層的大多數》（The Working-Class Majority，1974年）一書中，安德魯·李維遜（Andrew Levison）寫道，“所有那些認為過去的等級差別已經消失的陳詞濫調和讓人樂觀的說法，都會因為下面這個不爭的事實而變得毫無意義——美國的工人必須將重傷甚至死亡視為他們每天現實生活的一部分。中產階級則不需要。”他接著說：

想象一下，如果每年總有那麽幾個公司總部像礦井一樣坍塌下來，砸死六十到七十名管理人員，全球會爆發多少抗議的呼聲？或者假設所有的銀行都長期彌漫一種會令經理、職員、出納員們生癌的看不見的毒塵，情況會怎樣？最後，試著想象一下，如果每年都有成千上萬名大學教授在他們工作時失聰、斷指、失去手或者眼睛，請想象一下那種恐怖……

死亡和受傷，也許是美國最可怕的等級分界線。正是這條分界線，把聽任自己的孩子在越南被殺害或遭受殘暴而無能為力的父母們，與那些逃脫了這場噩夢的富有的父母們（這主要得力於臭名昭著的S－2大學生延期服役計劃④）區別了開來。這一次等級分界，已經深深切進了美國社會的心臟地帶，它帶來的創痛將持續毒害好幾代人。誰若仍對這個國家的等級意識將信將疑，就應該去聽聽一位失去兒子的勞動階層父親的直白：

我心裏很苦，真的。敢用你那該死的美元打賭，我心裏很苦。正是像我們這樣的人，為這個國家捐出了自己的孩子。那些商人，他們經營這個國家，並從裏頭大把地掙鈔票。那些上過大學的人，那些大學教授，他們去華盛頓告訴政府該怎麽怎麽做？但他們的兒子，他們並沒有在沼澤裏死掉，我說的是越南。先生，他們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