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本第2版①序言 等級、格調，新的社會話題（第2/3頁）

另一方面，按照這些批評家的邏輯，由於《格調》寫的是美國，因而不是中國的“真問題”，其言外之意似乎是在說，中國人的生活不需要格調，在我看來這幾乎是對國人的冒犯。也許中國人的生活再回到過去的“無差別”時代，才比較符合批評家們為國人設計的價值定位。雖然按照沈文的說法，討論這個問題會“淪為最沒有品味的行為之一”，但這一論斷並沒能阻止人們用大量的報刊篇幅從事這一“沒有品味”的行為。

3. 中國之現實

既然爭論集中在對中國現實的不同理解上，對這一現實的判定便顯得十分必要了。我有時會大為好奇，《格調》批評者眼中的中國社會是否和我看到的是同一個現實。

我所使用的判斷依據大致有三個方面：物質需求、文化需求和政治需求。在這些層面上，我觀察到的情形是，無論衣、食、住、行等物質需求，還是教育、閱讀、運動、娛樂、休閑等文化需求，以及越來越多地對法治、權利、社會公正等的政治需求，在今天的中國，都是人們迫切渴望全面改善的事物。如果實現這些需求的過程重新出現了社會分層，恐怕也是歷史的必然，它既造成了差異，也提供了社會發展的動力。

我的問題是，為什麽如此變化在有些人看來幾乎不能容忍？為什麽給人們提示階層定位和理解自己生活方式的書被視為“誤導”？難道沒有此書的出版，人們就會終止改善自己社會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努力？他們到底怕什麽呢？

顯然，這些文章都認為只有金錢才可能提高生活品味。換句話說，只有金錢是劃分等級和品味高下的標準，沒錢的人斷然不會有品味，由此而判定《格調》一書是在譏嘲窮人，標榜上層階級的生活方式。這種看似出於同情“勞苦大眾”而進行的批判，恰好是在向“勞苦大眾”宣判：他們的生活品味將永遠得不到改善，因為那是有錢人的專利。

認真讀過此書的人知道，這種說法顯然歪曲了作者的原意。第一，作者提出通過一個人的格調判斷其社會等級，並非意在提倡等級歧視。第二，作者堅定地認為金錢並不決定人的社會地位，他在書中舉出許多例子來說明這一論斷，比如美國總統的例子，名演員的例子，百萬富翁的例子，地方議員的例子等等，他們都很有錢，但都缺少品味。為了說明錢不決定一切的道理，他還舉了“藍先生”與“白先生”的例子。第三，作者提出了“另類”的概念，為人們擺脫等級困境提供了出路。

其實，《格調》批評者的表面說法只是煙霧，問題的根源還在於怎樣看待社會分層。

從這些批評中，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嗅出“烏托邦理想”和“平等社會”的潛台詞。他們不能容忍存在社會等級差別的現實。為什麽？其中的原因我只能猜測，除了對社會現實的隔膜以外，更可能的原因是，在一個存在等級差別和物質不平等的社會裏，他們作為“精英分子”難以繼續保持自身的優越地位。而在一個“烏托邦”社會中，只有他們掌握話語霸權，“勞苦大眾”只能俯首聽命。

至於另一篇文章，更是道出了這些人的精神優越感：“《格調》的暢銷恰恰是目前趨炎附勢、社會庸俗的潮流的集中表現，它掌握、利用並且擴大了這樣的趨勢和這樣的潮流。”（見《深圳周刊》林維稼的文章：《〈格調〉：正在流行的西餐炒冷飯》）

暫且不論《格調》是否具有這樣的魔力，單從以上說法的嚴厲，便可以感覺到這些批評者的頤指氣使。他們能夠並且必須為大眾生活方式的選擇操心，必須代表社會良知行使道德權力。在他們看來，社會中的多數仍然是“勞動人民”或“勞苦大眾”，需要他們的拯救。他們不願面對社會轉型時期的種種新的社會特征，繼續用他們所特有的話語方式指控人們的生活方式，將人們改善自己生存處境的努力斥為“庸俗”。

說到底，一個沒有“救世主”的富足的公民社會不符合他們的口味，一個存在等級差異的社會令他們無所適從。為了保住自己曾經擁有的知識和話語權力，他們不得不對諸如生活格調這類會令他們“迷失”的事物展開批判。對於這樣一個正在逐漸“邊緣化”的知識群體，我想再說幾句話。

4. 知識分子悖論

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群正面臨最嚴峻的挑戰，其生活形態和社會定位充滿悖論。一方面，知識分子群體成為一個不確定的階層。新的社會分層使知識分子的社會等級充滿變數，他們在社會分層中的走向，大抵取決於其知識轉化為社會影響力和生存手段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