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疊壓與並立：從“爵—食體制”到“爵—秩體制”

前面一章，闡述了我們品位研究的若幹基本概念，下面就轉到周秦漢的品位結構變遷上來。周朝品位結構的特點，我們表述為“爵—食體制”。“爵”即公、卿、大夫、士爵，它是貴族官員的身份尺度；“食”指無爵胥吏的報酬方式“稍食”，它是秦漢祿秩的來源之一。漢代品位結構的特點，我們表述為“爵—秩體制”。“爵”指封爵及二十等爵，“秩”就是“若幹石”級差構成的祿秩。

在周代“爵—食”體制下，公卿大夫士爵與胥吏的“稍食”等級，是上下疊壓關系。這個結構適應了貴族等級秩序。“稍食”是胥吏們的酬報和敘秩之法，這種等級管理辦法中，蘊藏著官僚等級管理制度的萌芽。戰國秦漢間，隨著貴族的衰落和“吏”即新式吏員的崛起，源於“稍食”、富於“職位分等”色彩的祿秩萌生了。祿秩的管理範圍沿等級體制不斷向上伸展著，就是說更高的官職，逐漸也用祿秩來定等領俸了。張家山漢簡《秩律》的發現，為戰國到秦漢祿秩序列的伸展和擴張進程，提供了新鮮史料。它強化了我們的以往論斷：“祿秩”的性質是“吏祿”，祿秩的伸展就意味著“吏”的上升。

戰國發展起來的二十等爵，具有變革與傳統的二重性：爵級通過軍功獲致，具有功績制的性質，為平民提供了改變身份的通道，這具有變革意義；同時“爵”又不是官階，而是一種身份體制，它保證了特權的世代承襲，富有濃厚的傳統色彩。漢帝國的品位體制，用“爵”安排身份，用“秩”保障行政。周爵與稍食本來是“疊壓”關系，漢爵與祿秩則變成了“並立”關系。從周到漢兩大階段的品位結構變遷主線，就是從“爵—食體制”到“爵—秩體制”。“爵—秩體制”體現了早期帝國的“二元性”，即周代貴族政治的傳統影響與新興官僚政治制度的並存兩立。

一　周朝“爵本位”體制和“等級君主制”

中國早期國家的政治制度，至周而燦然大備，其時的品位結構以“爵”為中心。“爵”是中國最古老的品位等級，擁有兩千數百年的歷史，對後代的影響非常深遠，絕大多數王朝都存在著爵制。如顧江龍君所指出：“爵位作為一種古老的位階，其超常穩定性是任何官階都不能比擬的。”(1)直到近年，還有專家主張恢復“爵位制”以激勵公民的榮譽感呢(2)，當然網上隨即一片嘩然。

周爵包含兩個基本的序列，一是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一是公卿大夫士爵。公卿大夫士在朝廷之內，屬於“內爵稱”。《白虎通義·爵》：“公、卿、大夫者，何謂也？內爵稱也。”對天子而言，公侯伯子男在外，就不妨說是“外爵稱”了。賈誼《新書·階級》：“古者聖王制為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對兩個爵列也是以“內”、“外”為別的。五等爵的擁有者是諸侯、君主，不算官階；“內爵稱”公、卿、大夫、士，則是中國最早的官員等級。

周王朝品位結構的基本特點，就是“爵本位”。各種禮遇都依爵而定，而不是依職位而定。這在禮制上表現得特別清晰：各種禮遇，都依天子如何如何、諸侯如何如何、大夫如何如何、士如何如何而定，而不用官職來定。孟子說“朝廷莫如爵”，卻沒說“朝廷莫如職”。前人對周爵的論述已有很多了，下面從“爵”的社會身份意義，從其與“等級君主制”的配合，及其與胥吏稍食的組合樣式三個方面，對周爵的性質和特點做一些補充敘述。

周爵是“品位分等”的，而且是一種社會身份尺度。人類史上較早出現的官階制，一般都是品位分等。越傳統的社會越重身份，而“品位”與身份具有明顯的親和性。貴族最主要的品位待遇，是土地（及人民）的直接占有。卿大夫有采邑，士有祿田。采邑幾乎就是卿大夫的世襲領地。“爵”雖由君主授予，但那更多的是對貴族既得權勢的一種形式認定，不能簡單認為其權勢完全來自君主(3)。學者指出：“職事、官位、食祿與爵等的具體聯系在於策命。”(4)學者把周代冊命儀式與西歐中世紀的investiture（封建冊命禮）相比，且雲：“蓋古者有爵者必有位，有位者必有祿，有祿者必有土，故封建、命官，其實一也。”(5)不過“內爵”的產生可能較晚。段志洪先生說周初還沒有大夫之稱，“西周晚期出現了大夫這一等級稱謂”，“周初之‘士’作為貴族稱呼沒有等級意義。”(6)晁福林先生認為，“爵”變成等級之稱，可能是西周後期的事情(7)。那麽暫不考慮封爵，至少“內爵”卿、大夫、士的爵列形成之前，在策命的時候，職事、官位、食祿與“內爵”的爵等，尚不會有形式上的“具體聯系”了。再看周代冊命金文，貴族官員被冊命時，所領受的往往只有官職，附有服章車馬鑾旗之賜，但一般不涉及卿、大夫、士的爵位高下的。如何看待這一問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