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分等分類三題之三：品位結構中的士階層

中國官僚政治的典型形態是“士大夫政治”，即由士人或文人充當官僚。這是傳統中國最重大的政治特點之一。秦帝國任用專業文法吏的政治形態，並沒有維持很久；在漢代，文吏逐漸被士人排擠，士人占據了政壇的中心。

有人不認為儒生與文吏的區別有多大意義，儒生也好、文吏也好，都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1)。另一方面，用非專業的士人承擔官僚政治，卻引起了來自不同文化傳統者的重大關注。法國學者白樂日評價說：“中國士大夫……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專門化。”(2)美國學者賴文遜評價說：“他們的人文修養中的職業意義，就在於它不具有任何專門化的職業意義。”(3)社會學家韋伯也看到中國缺少專家政治：“士大夫基本上是受過古老文學教育的一個有功名的人；但他絲毫沒有受過行政訓練。……擁有這樣官吏的一個國家和西方國家多少有些兩樣的。”(4)

進而人們看到，士人政治與軍人政治也大相異趣。利瑪竇在中國驚訝地發現，中國是由“哲學家”們統治的，“軍隊的官兵都對他們十分尊敬並極為恭順和服從”(5)。歐洲中世紀有一個騎士階層，“於是歷史被縮減為君主的榮譽與騎士的美德的展示”(6)；而這與中國的“文士”恰好形成對比，中國歷史經常被縮減為皇帝仁愛和士人德才的歷史，士人擁有崇高的社會地位。日本的“武士”階層以“刀”為“武士之魂”(7)，“刀”成了民族性格的象征物，武士們5歲開始就學習用刀(8)；中世的武士教育內容就是習武(9)。羅素有言：“哲人是與武人大不相同的人物，由於哲人的治理而產生的社會也和武人統治下產生的社會截然不同。中國和日本就是這種對比的實例。”(10)雷海宗先生稱秦漢以後的中國文化是“無兵的文化”(11)，這曾引起若幹學者的共鳴，把它視為“劣根性”和“積弱”的根源(12)。

春秋戰國之際，社會中演生了一個士人階層，此後他們對中國歷史產生了巨大影響，包括政治社會的等級安排。本書上編第一章第三節闡述了“品位結構變遷的四線索”，即“貴—賤”、“士—吏”、“文—武”與“胡—漢”。“士”與“吏”、“文”與“武”的問題，都直接與士人階層相關。“貴”與“賤”、“胡”與“漢”也與士人階層相關。第一章第四節還提出了“品位結構三層面”的概念。在這個架構中，“士”之身份資格，是同時在“官—官”和“官—民”兩個層面被規定的。在“官—官”層面，他們成了“士大夫”，並與軍官、胥吏等區分開來；在“官—民”層面，“士為四民之首”，在官民間占據了一個結構性位置。

在唐宋明清，通過文化考試而來的學歷，成為一種正式資格，士人的社會資格和任官資格。由此，中國傳統國家與社會的一個特點，即“品級、等級和階級的更大一致性”，就顯露出來了。“士”的基本特征是“學以居位”，帝國統治者因其“學”而予其“位”，士人在王朝等級和社會分層中的地位，由此而定。不過，“士大夫政治”經歷過曲折發展歷程。在某種意義上，周代政治形態已略有“士大夫政治”的輪廓了。但戰國秦漢間發生了歷史的斷裂，文吏和軍吏一度霸占了政治舞台。漢代士人進入政權了，並在魏晉以降，經“門閥化”而獲得了特殊顯貴地位。在北朝與隋唐，士族門閥開始衰落，“士人的門閥化”的趨勢轉變為“士族的官僚化”。

我們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中，從“三層面”和“四線索”出發，通過比較前朝與後代，觀察秦漢品位結構中“士”的地位的。下文將討論三個問題：第一，選官體制和資格管理中的“士”的安排；第二，社會身份結構中“士”的免役特權；第三，王朝禮制中對“士”的特殊禮遇。

一　選官與資格視角中的士人

春秋以上“士”，可以是貴族最低等級之稱，也可以是貴族之通稱，包含卿大夫在內。公、卿、大夫、士都取決於家族地位和宗法身份。貴族既是行政政治的承擔者，又是一個文教深厚的階層。他們從小接受“六藝”，即詩、書、禮、樂、書、數的教育。據說做大夫得有九種能力——“九能”：“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13)“士”這個稱謂，由此就具有了濃厚的“文化人”意味。他們屬“君子”階層，是道德與禮樂的代表者。而“君子”那個詞恰好也有雙重意味：既指身份高貴的人，又指擁有道德才藝的人。

周代政治體制已孕育著士、吏兩分的格局了。其時的政務承擔者分兩大層次：有爵的貴族卿大夫士和無爵的胥吏。有爵者以采邑、祿田的報酬方式，胥吏則以“稍食”為生。古文字中“吏”與“事”原是一個字，“吏”即任事者。所以“吏”這個稱呼強調的是職位和任職能力。府、史、胥、徒承擔各種細小的職役，屬“庶人在官者”，屬“小人”。“君子勤禮，小人盡力”(14)。質言之，在周代政治結構中，已蘊藏著後世士、吏兩分的制度先聲和觀念先聲了。制度先聲就是“爵祿—稍食”體制，前者乃品位分等，後者則蘊含著職位分等的種子；觀念先聲就是士大夫被視為“君子”，胥吏等於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