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分等分類三題之三：品位結構中的士階層（第2/21頁）

周代貴族又是文武不分途，“允文允武”的。顧頡剛先生有言：“吾國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為低級貴族，居於國中（即都城中），有統馭平民之權利，亦有執幹戈以衛社稷之義務。”(15)不光是士，卿大夫也往往如此，像晉國六卿，就同時又是三軍將帥。貴族教育“六藝”之中，射、禦都是軍事技能。劉師培《論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國》指出，周代“士”乃軍士，國子學習幹戚之舞，選拔人才用射禮，由軍官司馬負責(16)。那麽學校、禮樂、選舉、進士制度，都帶有軍事色彩。

由此看來，周朝品位結構的特點，就是貴賤不通，士吏有別，文武不分。這些特點，被戰國秦漢間的劇烈社會轉型打斷了。貴族制度衰落後，士人分化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群體；各國都通過軍國主義措施來推動富國強兵；官僚政治日新月異，新式吏員崛起，文武明確分為二途；法治需要和耕戰需要，造成了文法吏和軍吏的特殊尊貴地位。

這時候“人”與“職”發生了分離，士、吏、文、武等概念發生了交叉。職類、位階與群體歸屬不一定對應，文職與武職、文號與武號不等於文人與武人。文人可能出任武職、擁有武號，武人也可能出任文職、擁有文號。儒生也可能擔任文法吏職，這時從群體歸屬說他是士人，但從所任職務說他也是文法吏。

較之周代的貴賤有別、士吏有別而文武不分，秦漢帝國品位結構，一度“貴賤相通”、“文武有別”、“士吏無別”。當然這是“概而言之”的，具體詳下。

首先從“貴—賤”線索看，漢代官僚政治的特點是“布衣將相之局”，選官並不限定於某個特別的高貴階層，身份性相當淡薄，小吏亦可遷至公卿，是為“貴賤相通”。官秩和爵級都是可變動、可晉升的，入仕者因官而貴、因爵而貴。用做官階的祿秩來自周代胥吏“稍食”，甚至直接承襲了“稍食”以“若幹石”谷物額度為秩名的做法，這是一種面向吏員的管理方式。

再從“文—武”線索看，在職位設置和職類劃分上文武分途，吏員有文吏、有武吏、有軍吏，各有不同冠服。漢代朝位遵循“文東武西”規則，即文官和武官東西兩列對立。在秩級安排上，文官用“正秩”，而武官用“比秩”。就是說漢代品位結構上“文武有別”。但也要指出，秦漢職類上文武有別，但官僚遷轉上文武無別，文官可以任武將，武將也可以任文官。而且漢代的品位結構，其“尚武”的色彩比後代濃重得多：二十等軍功爵變成了社會的基本身份尺度，這與歷史後期科舉功名構成了社會身份的情況，形成了明顯對比。“大將軍”、“將軍”被用作輔政者的加銜(17)，而這與後世用“大學士”作為輔政者的加銜，也構成了明顯的對比。漢代“校尉”有時被用作儒者的榮銜(18)。郎署是王朝選官的樞紐，郎官具有濃厚品位意義，而郎官本是執戟宿衛的士官，這種晉身之階也是“尚武”的。“允文允武”的古老理想，依然是官僚形象的典範(19)。

再從“士—吏”線索看，秦帝國“焚書坑儒”，漢帝國也是“以吏治天下”的。文法吏沿行政等級向上伸展，一度彌平了周代品位結構中士大夫與胥吏的鴻溝。秦漢的文法吏沒有顯示出跟哪個社會階層有特殊關系，其品位特權比後世少得多。在剛剛登上政治舞台時，文吏還沒有馬上發展為“官僚階層”，只是作為“新式吏員”活動著。隨漢武帝獨尊儒術，“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20)。帝國品位結構中由此出現了新的因素。但儒生加入行政官僚隊伍之後，相當一段時間中，其遷轉被視之如吏，原則上要經郡縣吏職、為“鄉部親民之吏”。南朝沈約、宋人劉邠及徐天麟，都敏銳注意到了漢代仕途士、吏無別、不同於後代的重大特點(21)。冷鵬飛先生的研究顯示，西漢之由太學射策入仕者不過寥寥數人，而東漢103名太學生之可考者，無人由太學直接入仕，“這說明東漢時期太學生考試制度雖然存在，但經由考試入仕的太學生是很少的。據文獻所示，許多太學生卒業後的出路是‘歸為郡吏’。”(22)小吏亦能由卑而顯，士人亦須由吏而顯，若以此兩點與後世比，則秦漢官僚等級管理上的“士、吏無別”是相對突出的。

然而儒生與文吏並立朝廷，畢竟帶來了最初的士、吏之別。這時候的士、吏區別，我們發現其“分類”意義大於“分等”意義。具有品位意義的相關制度安排，是辟召“四科”與察舉諸科。這些科目承載著選官資格，而我們已把“資格”列於“品秩五要素”中。在歷史後期，科目和學歷變成了最重要的品位安排之一。那麽它們在帝制初期，是什麽情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