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希臘文明的繁榮 （公元前500～336年）（第3/6頁）

雖然三大悲劇作家都忠於傳統的形式，受到傳統的限制，但是無須深刻地了解人們就能認識到，歐裏庇得斯的悲劇作品開始失去探討嚴肅的道德和宗教問題的功能。較早的詩人，埃斯庫羅斯和索福克勒斯都擁有與大多數觀眾一樣的傳統虔誠。通過給予觀眾悲壯而復雜的感情表現，通過帶給傳統道德和宗教思想以變化、調整、微妙化和懷疑，他們不僅沒有破壞，而且擴大和鞏固了傳統觀點的一般結構和有效性。歐裏庇得斯不是這樣。他生活的時代比較晚，傳統認識已經在年輕的雅典人心目中褪色了。但是歐裏庇得斯不得不取悅——或者假裝取悅——公眾，畢竟其他任何事情都將被認為是對宗教儀式的褻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通過提出一些習慣性的宗教虔誠來解決自己面臨的問題。這有利於展開故事情節，或者保存一種場景，在人類戲劇性程度上，歐裏庇得斯經常以明顯不同於油腔滑調和輕松的方式回答他的神聖使者，為生活的苦難提供神諭。

顯然，已經發生的事實是，雅典知識精英的預期再也不同於雅典公民大眾了。像歐裏庇得斯那樣的人再也不相信現實或狄俄尼索斯那樣的神的力量了，作為一個悲劇創作詩人，竟然被要求參加狄俄尼索斯的慶典祭祀日！因此，不足為奇，歐裏庇得斯之後，雅典再也沒有出現偉大的詩人繼承悲劇創作傳統。相反，古典悲劇的復興很快就變成了過去。新的戲劇創作被限定為喜劇，不提出人類的任何更深刻問題，與公元前5世紀悲劇作家能夠而且渴望做的不同，戲劇作家只探討人性的滑稽、焦慮、怪癖等。

哲學

哲學家接過了悲劇作家不再進行的工作。被假定為柏拉圖的大多數著作的對話形式就證明了這一點。哲學對話的最大優點是它無須符合陳舊的習俗，也不必對雅典城邦全體公民都有吸引力。任何熟悉阿提卡半島希臘人的、愛探究事物性質的、善於思考的、有空閑的人都能讀懂柏拉圖的著作：他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對，閱讀或反復閱讀對話，或者棄之如敝屣。但是無論作者還是讀者，都不需要依靠大眾的同意，或主管傳統宗教儀式的官員的贊成。而戲劇詩人卻受到這些約束。因此，當雅典的廣大民眾與最高級的思想家之間勸導性的、基本和諧的關系不再普遍存在時——已經妨礙了歐裏庇得斯悲劇創作的一種情況——那麽進一步研究人性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就只能通過更私密的、更個性化的哲學對話媒介來進行了。

雅典不是早期希臘思想的重要中心。但是當它變成愛琴海的主人時，哲學家和其他外邦人都雲集於此。雅典民眾的性格是懷疑一切。因此，例如，伯裏克利的私交、名叫阿那克薩戈拉的著名哲學家也因為瀆神而被流放，他曾經提出太陽不是神，而僅僅是一塊熾熱的石頭。

另一群智者，即詭辯學派則在雅典大受歡迎。他們的職業是培養青年的演講技巧。當然，在雅典這樣的民主城邦裏，善於辭令對政治生涯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如果不能說服公民大會，那麽任何重大的事情都無法進行。但是當教師與學生開始思考和談論措辭和辭令時，他們很快便意識到語言與論點具有一定的規則，而且它們自身也必須經得起分析。這是一個相當令人興奮的發現。一些詭辯術者似乎認為，如果人類擁有智慧並敢於實踐，那麽通過完全掌握語言的邏輯規則及其運用，將揭示宇宙的所有秘密。

詭辯學派不相信純粹的習俗和習慣。這種態度是破壞性的，因為按照冷冰冰的邏輯推理，既然一個城邦的法律不同於另一個城邦的法律，一個民族不同於另一個民族，那麽城邦法律究竟有什麽約束力呢？為什麽一個勇敢的人不應該洞察習慣的邪惡、把自己的行為建立在通過精確的語言邏輯手段發現的事物本性基礎之上呢？的確，為什麽不呢？特別是，如果上述年輕人碰巧沒有機會通過憲政程序而控制政府的某個政治派系或社會階層。因此，主要是富家子弟才覺察到激進的詭辯學派的魅力，當詭辯學派挑釁維持公眾生活法律的結構時。詭辯學派通過收回對城邦的忠誠來證明自己的合法性。他們認為雅典模糊的民主派強加給他們的要求是越來越難以忍受的負擔——特別是在與斯巴達的長期戰爭期間（公元前431～前404年）。

與此同時，另一個謎一般的人物也沉迷於詭辯學派提出的道德和政治問題。他叫蘇格拉底（卒於公元前339年），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雅典人，曾經應征入伍服役，擔任過行政官員，他也不能說服自己相信雅典的法律和政府真正是公正的、明智的或者仁慈的。蘇格拉底在公共廣場與人辯論，只要對方夠勇敢，在蘇格拉底連續而有啟發性的提問下，對方就會發現自己的問題和認識實際上是多麽鄙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