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就在這兒生這兒長胡福貞口述

時 間：1997年12月10日

地 點：北京市海澱區藍靛廠火器營胡福貞家

訪談者：定宜莊

在場者：楊海英、關慧英(藍靛廠滿族文化站站長)

[訪談者按]清代八旗火器營有內、外之分，內火器營又分槍、炮兩營，位於城內東四牌樓，訓練則會於安定門外教場。外火器營建立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開始時分散居住，訓練時再集中，後來為使八旗滿洲、蒙古弁兵“群聚環居，便於演習”，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采納管理八旗火器營事務的蒙古都統色布騰巴勒珠爾的建議，將外火器營兵丁集中於安定門、德勝門外黃寺處，幾年後又在京郊藍靛廠修建外火器營營房，共建有官廨1024楹，官廳義學60間，炮甲連房6038間，又於營房西門外設大教場，命八旗滿洲蒙古弁兵攜眷移駐於此，使這裏成為京郊一處最集中、最典型的八旗兵營，交融著兵營與民居的雙重氣息。

北京內城旗人聚居的格局，早在清中葉就已開始打破，城內的軍事性質逐漸削弱，八旗間的界址相應消融，同一旗分、佐領的人們散居各地，嚴密的組織日益渙散，軍紀隨之廢弛。加上嬉戲奢靡之風日甚一日，驍勇善戰的傳統盡失。與之相比，倒是處於相對隔絕環境的外火器營官兵，更多也更持久地保持了八旗傳統的純樸舊習。滿族學者金啟孮在所著《北京郊區的滿族》注111中以自己的親歷親見為主，用大量篇幅描繪了當年藍靛廠外火器營八旗子弟的生活與風情。藍靛廠滿族聚居區的這一特點，使它成為北京市民族工作的一個重點，也頗為民族學家在考察、研究滿族歷史與社會生活時所關注。

民國以後，外火器營八旗官兵斷絕了生活來源，紛紛外逃謀生，日偽統治時期，兩旗營房又被拆除改建成兵營，城外大教場處也被改建為飛機場，如今該地的滿族住戶已不及當地居民的1/4，這些變遷，在胡女士的回憶中有生動具體的體現。

胡福貞女士是由北京市民委副主任趙書先生推薦給我的，藍靛廠滿族文化工作站站長關慧英女士陪同我進行了這次訪談。在此謹向二位深致謝忱。按關女士當年65歲，本人也是北京旗人，她在訪談過程中的幾次插話，已經放在注釋之中。

我持這篇口述稿請胡女士過目並簽字的時候，她很痛快地說：“好，人過留名，雁過留聲。”

2016年元月再記：1997年，當我著手這項口述訪談計劃的時候，外三營的格局尚存，十幾年光陰一晃而過，那個當年我曾一條街道一條街道走過的藍靛廠，如今一切都已不復得見。清廷在京城西北即今海澱區一帶建立外三營的本意，是讓旗兵避開京城的繁華喧囂而專心致志於練武，但如今這一帶，已是充斥著喧囂繁華的鬧市了。

胡福貞(以下簡稱胡)：我1917年生人，陰歷二月初八，就在這兒生這兒長，沒動過窩兒。我們這支的老姓兒不記得了，就知道姓胡，書上說是胡爾佳。我們家過去也是官，老祖名字叫西納海，祖墳上說是副都統，記不清是入關時還是康熙多少年吧，打古北口，陣亡死的，腦袋沒有了，皇上賜了一個金腦袋，加封一級，有一通碑。

從我大爺管事時家譜就沒有了，傳到誰手裏了也不知道。我家從祖上到我這兒六代，都知道是旗人，但我的兒子全報的是漢族。從打清朝一敗落，旗人受歧視，都是改(漢族)的，1978年三中全會不是才落實滿族政策嗎，後來也有改回來的。那以前誰知道？知道不就早改回來了嗎？

1.我和我一家

胡：我家是鑲藍旗。我爺爺姓瑞，那時候指名為姓，叫瑞興，後邊是我三爺爺，八十幾歲死在這兒了。原來全在這一塊兒，後來慢慢兒地這也走了那也走了，有上山東的、天津的。

我父親他們哥兒仨，我大爺、二大爺他們都分家搬城裏去了，我大大(伯母)和二大大(二伯母)都是城裏邊的，都是旗人。就是我父親母親跟我爺爺在這兒過。我爺爺後來就不做事了，吃錢糧吃米。我太太(就是奶奶)有能耐，她是清河的人，也是滿族的，姓關。她在家行四，還有五太太、六太太，都是我太太的妹妹。五太太給的也是在旗的，姓韓，在城裏邊祿米倉做過監發的官。六太太在鑲黃旗那邊住，給的也是在旗的。都是旗人。

後來我太太死了。我二姑比我父親大13歲，她一直就在家看著(我們)。她後來結婚，30多歲又守寡了，守寡之後有一個兒子一姑娘，那姑娘還傻，抽風，她就又回娘家來了。她後來在紅廟那兒住，過橋不到蘇州街，就是那個紅廟。

我大爺他生活好。他也是警界的，在哈德門注112外白水窪兒，可能是一警長。後來他不做事了，就指著畫畫為生，畫山水、人物。那搭兒給人畫畫走外莊，往外走。我大爺一直就幫著我們，因為他是這家裏的老大，什麽我爺爺死了他發送啊，後來我三太太，就是我爺爺的嫂子死了，沒兒沒女，也是他發送。反正胡家的大小事都是他領頭。他頭裏生了個小子，叫水子，12(歲)了，又生了我這個姐姐，生了姐姐那個小子死了，還是剩一個。這姑娘比我大5歲，在崇文門外那邊住，現在不知有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