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逼良為娼

反腐風暴永遠是龐大的政治體制中的一陣涼風，是繁雜的政治活動中的一個內容而已。再周密的反腐法律，也只是現行“遊戲規則”的組成部分之一。所以，我們不能脫離大的政治環境，把反腐敗孤立出來談。

乾隆朝越反越腐的疑問，要從政治制度中去尋找答案。盡管乾隆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來預防、懲治腐敗，他也推出了更多的制度，把官員們往腐敗的道路上推。這些制度包括臣工貢獻、皇帝出巡、議罪銀、賠補虧空、官員公捐等。

臣工貢獻就是達官顯貴們向皇帝進貢，是“送禮”的文雅說法。在地方上任職的督撫要員們不定時地送給皇帝一些地方特產，可以聯絡感情，但要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之上。可雍正朝將“臣工貢獻”定為一項制度，把它確定為地方督撫要員的一種政治義務。到乾隆時，乾隆皇帝更是把地方高官進獻貢品的多少、好壞、周期長短，和他們的“忠誠度”聯系在了一起。他的邏輯是：既然你口口聲聲說效忠皇上、為皇上盡心辦事，就要在物質上有所表現。於是，乾隆把臣工貢獻制度嚴密化、系統化，增加了直接向皇帝進貢的大臣的範圍，並且默許一些中下級官員逾制、越級進貢；進貢的周期越來越短，之前一般是端陽、萬壽、元旦的時候大臣們進貢，乾隆朝又規定上元、中秋等節也要進貢，而且平常要有“非例之貢”。僅有制度可循的，乾隆時期的天下總督每年進“例貢”一百八十三項、巡撫進“例貢”二百七十七項，這還不包括制度之外的“非例之貢”。

乾隆二十二年（1757），粵海關監督李永標、廣州將軍李侍堯進獻了一批貢品，計有：“紫檀鑲楠木寶座一尊、紫檀鑲柄木禦案一張，紫檀鑲楠木五屏風一座，紫檀天香幾兩對，鑲玻璃洋自鳴樂鐘一座，鍍金洋景表亭一座，鑲瑪瑙時辰表兩塊，黃猩猩氈五匹。”這次貢品送上之後不久，乾隆皇帝給二李發了一封聖旨：“此次所進鍍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後似此樣好看者多覓幾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覓幾件，不必惜價，如覓得時於端陽貢進幾樣來。”李永標、李侍堯兩人敢不再送？敢不出去四處踅摸更“大而好”的西洋鐘表？

進貢雖然是地方高官私人行為，但錢卻是地方政府公款支出的。乾隆朝的閩浙總督伍拉納就承認：“我們並不自出己資買辦物件，乃婪索多銀自肥囊橐。”比如，浙江巡撫福崧到任後，馬上吩咐鹽運使柴楨“代辦”貢品，有玉器、朝珠、手卷、端硯、八音鐘等件。這一次進貢花費白銀三萬八千余兩，全都計在鹽運司衙門的公款上。客觀地說，如此頻繁的進貢、如此昂貴的貢品，完全超出了地方督撫的經濟承受能力之外，不得不逼著他們去違規、違法籌措資金，勒索下屬、收取賄賂等等。

乾隆皇帝是聰明人，自然知道進貢給下面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但他更關注封疆大吏們的忠誠度，他不在意貢品是怎麽來的，而在意什麽時候來、來的是什麽。事實上，乾隆拿到的貢品太多，塞滿了整個紫禁城，最後造成了倉儲難題。他兒子嘉慶繼位後，發現“內府所存陳設物件，充禼駢羅，現在無可收貯之處”。絕大多數貢品，乾隆壓根就沒看過，更沒碰過，“所貢之物，視之真糞土之不如也”，直接扔到哪個不知名的角落去了。但是，嘉慶皇帝認識到了問題，還是繼續讓大臣們貢獻“糞土不如”的貢品。這只能理解為皇權的自私了。

乾隆是中國古代出了名的喜歡出巡的皇帝。他在位六十年，外出巡幸超過了一百五十次，平均每年兩次半還要多。皇帝走出紫禁城、到北京之外的地方看看，客觀上有利於了解真實情況，還可以收攬人心、籠絡官紳、整飭吏治等等。但乾隆的出巡過於頻繁，且熱衷遊山玩水，地方官紳投其所好，不惜耗費巨資“接駕”。他們大興土木，建造行宮，修葺園林，建設禦道，搜羅奇珍異寶、文物古玩進獻給乾隆。在富庶的江南地區，鹽商等富裕階層或者主動捐獻，或者被官府勒索，承擔了主要成本；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則完全是動用公款，壓迫百姓來伺候乾隆。腐敗官吏趁機中飽私囊。乾隆本人也承認此舉勞民傷財，在晚年時說：“朕臨禦六十年，並無失德，唯六次南巡，勞民傷財，作無益害有益。”

議罪銀，是指根據官員犯罪情節的輕重，繳納相應數額的銀子來免除一定的刑罰。封疆大吏犯了錯誤，繳納從幾百兩到幾萬兩不等的銀子，以罰代法，或者被扣發一定時限的俸祿，作為懲戒，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乾隆把這個做法制度化、擴大化了，頻繁地罰地方高官們銀子，還允許督撫們提前繳納一筆錢“備罰”。例如，浙江杭嘉湖道台王燧在負責西湖工程等事上，侵吞工程款，並有大量財產來源不明，總計查出有二十萬兩白銀的不法財產，被“即行正法”。浙江巡撫王亶望負有領導責任，對王燧“唯言是聽”、“不行參奏”，“自認罰銀”五十萬兩。乾隆皇帝批示“只可如此”，對王亶望不加追究。乾隆利用地方督撫、鹽運使、海關監督、織造等要職、肥缺的“過失”，通過公開的程序，或者幹脆讓親信奴才“密諭”暗示，讓犯錯者、違法者“自行議罪”、主動繳納議罪銀，且金額越來越高。地方要員不堪重負。浙江巡撫福崧擔任地方官多年，俸祿、養廉銀和灰色收入豐厚，但歷年來共罰銀二十七萬八千兩，中間還連續多年被扣發養廉銀，等於收入全無，只有支出。這讓他如何維持體面的生活和工作，只能轉嫁壓力，勒索敲詐、挪用貪汙，案發後被乾隆要求“自行了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