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的根源在專制

上述逼良為娼的制度是皇權的產物。只要它們還有利於維護皇權，乾隆皇帝就不會廢除它們。因此，可以這麽認為，是乾隆在逼封疆大吏們腐敗！

每一個皇帝都希望自家的統治“千秋永固”，這也是乾隆皇帝一切行為的根本目的。

治貪的法網再嚴密，反腐的“罰網”再嚴酷，都只是攥在乾隆皇帝手中的工具而已。歷朝歷代，中國法律的基礎不是民意，而是皇帝的意志。向何處撒網，什麽時候收網，怎麽處置落網官員，都是乾隆說了算。因此，反腐受乾隆皇帝的主觀意志、一時好惡影響很大。反腐要服務於皇權，服務於乾隆統治天下的整體需要。

皇帝對臣下的要求，首先是忠誠。只要乾隆認為一個官員忠心耿耿，那麽即使發現貪汙賄賂行為，有時也可以容忍；相反，如果一個官員被認為“欺君罔上”、對皇權不敬，那麽他即使略有腐敗行徑，也會遭到嚴懲，甚至被樹立為“腐敗典型”。

雲貴總督李侍堯挪用、勒索銀兩，兩淮鹽政高恒挪用、受賄銀兩，都是金額巨大，完全夠得上死刑標準。大臣們建議將李侍堯從重處理，斬首示眾。但是，乾隆念李侍堯效力多年、征戰四方，辦的差使、進貢的貢品都不錯，於是駁回判決，讓大臣們“再行商議”。有大臣心領神會，認為李侍堯“勤勞久著”，建議“秋後處決”。乾隆欣然同意，將李侍堯緩期執行，後來又讓他戴罪立功。李侍堯很快就做回了總督。而高恒是名門之後、乾隆的大舅子，他案發後求情的人很多。乾隆卻大義滅親，將高恒斬首示眾，抄沒家產。同樣的罪行，為什麽一個善終一個慘死呢？因為李侍堯貪汙、勒索錢財的罪行，乾隆沒有感受，在他看來僅僅是一紙描述而已；而李侍堯的老實聽話，認真辦事，乾隆卻是深有感受的。至於高恒，他在辦理乾隆南巡事的時候挪用了“交官項內巨銀”，事情牽涉到乾隆本人，讓皇權尊嚴受到了損害。乾隆要殺高恒，免得人們繼續聯想、引申下去。還有，高恒自恃是皇親國戚，在江南以為皇帝辦事為名謀取私利，讓乾隆有被利用、當冤大頭的感覺。

高恒的兒子、葉爾羌辦事大臣高樸，奴役三千百姓開采玉石，銷售獲利，被當地百姓告發。按說，高樸的罪行，和涉案金額動輒幾十萬、上百萬兩銀子的封疆大吏相比，算是小的。但乾隆迅速命令將高樸就地正法，而且還要召集百姓公開行刑。因為乾隆發現，高樸進貢的玉石質量遠遠比不上在高家查獲的玉石。“高樸這小子，竟然把好東西藏在家裏，不給我！”乾隆恨得牙癢癢，接到高樸伏法的奏折後親筆批了一句：“著實便宜他了！”

其實，只要還有一個人站在朝堂上，就意味著乾隆朝的反腐工作是徹底失敗的。這個人就是和珅。

和珅是一個很高調的腐敗分子，貪汙受賄、挪用侵占、結黨營私、權錢交易等行徑一樣不落，金額過億。他宅邸所在的胡同，每天擠滿前來行賄、請托和密謀的官員，熙熙攘攘，如同鬧市，一眼望過去都是官服上的補子，人稱“補子胡同”。有外地知縣跪在門口、手舉幾千兩銀子的銀票過頭頂，求見和珅，希望拜入和珅門下。和珅壓根就看不上這點“小錢”，大喝：“知縣是何蟲豸，也來見我！”就這麽一個高調囂張，幾乎人所共知的大貪官，在乾隆後期扶搖直上，權傾一時，被乾隆倚為左膀右臂。是乾隆不知道和珅的貪腐，還是從來沒有人舉報、彈劾過和珅？都不是！而是乾隆離不開和珅，離不開和珅精明幹練的處理政務能力、離不開和珅幫他管理日益龐大的小金庫、離不開和珅出面辦一些皇帝難以啟齒的“小事情”。更何況，和珅一副忠心耿耿、精於溜須拍馬的樣子，很討乾隆的歡心。於是，“一分為二地看問題”的道理就被乾隆用在了和珅身上。他覺得和珅的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難免的，辯證地講：“和珅還是一位好幹部！”

只要有和珅在，很多案子的線索查到一定地步就斷了，很多腐敗分子都得到庇護羽翼；只要有和珅在，就大長腐敗分子的志氣，打壓了反腐行動的底氣。和珅的存在，注定了乾隆的反腐不徹底，不會成功。

但是，乾隆不這麽看。天下太平、社會穩定和一批腐敗分子被懲處，讓他志得意滿，粉飾太平。乾隆當皇帝的時間長了，也開始自己給自己拼湊出“十大武功”，要當“十全老人”。他聽不進去忠言，容不得臣下的一點兒不同的聲音。乾隆五十五年（1790）禮部侍郎尹壯圖上疏指出：“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臣經過地方，體察官吏賢否，商民半皆蹙額興嘆。各省風氣，大抵皆然。”尹壯圖這話，基本上否定了當時的官場，對官吏群體評價很低。這明顯是給“乾隆盛世”抹黑。果然，乾隆看後大怒，以“挾詐欺公，妄生異議”罪判尹壯圖“斬立決”。後來，乾隆為避免成全尹壯圖“忠諫美名”，免去死罪，降職處分。如此一來，乾隆的反腐更是水中月霧中花、盛世的點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