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僚的“殉節”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艱難困苦，尤其是危急關頭，特別能考驗一個人對國家、對體制的忠誠。在君主專制體制下，士大夫們食君之祿就要忠君之事，既然享受了體制的種種好處，就要為君主體制流血流汗。當王朝面臨生死存亡、自己又無能為力之時，之前嚷嚷著“鞠躬盡瘁”、“精忠報國”的“奴才”們，理應追隨舊王朝、老主子而去，斷不能生活在“不共戴天”的新王朝中。不管是上吊、跳崖，還是抹脖子、喝毒藥，唯此才能表達自己高調掛在嘴邊的“忠君愛國”之情，才能言行一致。在古代，這種自盡行為有種文雅的叫法：殉節。

站在王朝角度來看，既然你宣稱把老百姓從前一個朝代的“水深火熱”之中解救了出來，愛民如子、發展國家，因此深受愛戴，既然你宣傳本朝的思想觀念深入人心，那麽當你走向覆亡的時候，就一定會有官員、百姓為你挺身而出，慷慨就義或者從容赴死。不然的話，難道全天下人都是白眼狼，都忘恩負義？因此，王朝危亡之際“殉節”人數的多寡，關系到王朝的臉面，甚至是成敗。這也是檢驗王朝是否得人心的試金石。

中國歷史上，一朝亡一朝興，有太多次的朝代更替，按說會湧現出很多的“忠臣”。可惜的是，每一代王朝覆滅之時，最稀缺的恰恰是“忠臣”。明朝崇禎皇帝吊死在景山上後，據說只有太監王承恩陪著上吊。全北京有超過三萬名有正式編制的官員（超編的更多），為明朝殉節的還不到四十人——其中絕大多數還是被起義軍殺死的，嚴格來講算不上殉節。大多數官員爭相迎接李自成入城，將之前口誅筆伐的“流寇”尊稱為“洪武（朱元璋）再世”；沒過幾天，又是這批人，擡著皇帝儀仗去迎接入關的滿人，向昨日的“蠻夷”下跪磕頭了。明朝如此，其他朝代也好不到哪裏去。南宋末期，元軍兵臨杭州城下，七十二歲的太皇太後謝道清，抱著六歲的宋恭帝趙，看著一天比一天零落的上朝隊伍，淚流滿面，在朝堂上張貼出一道“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詔諭：“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禮。現在皇上有難、朝廷岌岌可危，士大夫們降的降跑的跑，尚在臨安城的也在謀劃著半夜攜帶家眷、細軟跑路。你們平日讀聖賢書，自詡如何如何忠君、如何如何報國，卻在這時做這種事，活著還有什麽面目見人，死了又如何去見列祖列宗？”平日獻忠心時，大小官吏們一個比一個會表現，恨不得“死”給上司和皇帝看，可真要他們為政權去死的時候（其實僅僅是“可能”去死），溜得一個比一個快。

大清王朝的最後時刻也同樣淒涼。隆裕皇太後和溥儀小皇帝這對孤兒寡母，可憐兮兮地坐在空曠的太和殿上，主持了最後一次“朝會”。內閣總理袁世凱請了“病假”沒來，由民政大臣趙秉鈞代勞，帶著屈指可數的幾個大臣上朝。朝會只有一項內容，就是趙秉鈞等人討要小皇帝的退位詔書，說它是“逼宮”可能更確切。接過退位詔書，趙秉鈞等人沒有哭，也沒有下跪磕頭，而是鞠了三躬後，不言語就輕松地轉身而去。只留下孤兒寡母繼續孤零零地呆坐在大殿之上，眼看著紫禁城那厚重的大門緩緩地關閉，將清王朝推入無邊的黑暗之中。

在紫禁城外，攝政王載灃高高興興地回家“抱孩子”去了，慶親王奕劻父子帶著搜刮的金銀財寶逃往天津享福去了，肅親王善耆幾個月前就溜到“龍興之地”奉天（1928年後始稱遼寧）“懷古”去了，其他皇親國戚紛紛躲進東交民巷。袁世凱則從容剃去發辮，搖身成了民國的臨時大總統；幾天前還通電誓言“保大清保皇上”的北洋將領們正忙著量體裁衣，準備換裝；至於北京城的一大幫子京官，則在關心自己在清朝的履歷和獎勵能否被民國政府承認。清王朝“恩澤廣布”兩百多年，臨了卻沒有幾個人為它殉節。

當然了，清朝的遺老遺少在編撰《清史稿》的時候可不這麽想，他們羅列了不少“忠臣義士”來給逝去的王朝臉上貼金。不過細細考究起來，注水嚴重，其中不少人算不上是“殉節”。比如辛亥年間，剛剛到任、坐上轎子還沒來得及擺威風就被革命黨人的炸彈炸得粉身碎骨的廣州將軍鳳山，實質上是被暗殺的，不算殉節。又比如在起義中被亂兵打死的雲南布政使世增、新軍統制鐘麟同等人，雖然算陣亡，但也是被動的，嚴格來講還不算是殉節。必須是主動與革命為敵、頑固維護清王朝的統治，失敗後被殺或者走投無路後自殺的，才算是殉節行為。由於在辛亥革命期間為清朝殉節的官員，人數極少，因此我們能夠在一篇文章中將這些人一一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