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僚的“殉節”（第2/4頁）

最應該殉節的是各地的封疆大吏們，包括總督、巡撫、將軍、都統、提督、總兵等。他們受恩最重，得到的好處多，且守土有責。遺憾的是，他們中的多數人都像湖廣總督端澂那樣，還沒見到起義軍的影子，就帶著家眷和細軟開溜了；少數人則剪掉辮子，跳入革命陣營，鹹與維新了。

地方大員中為清朝殉節的第一人是西安將軍文瑞。他是滿人，在西安光復後固守旗城頑抗，城破後又組織滿人巷戰，戰至八旗子弟死傷慘重。部下見敗局已定，勸文瑞逃跑。文瑞說：“吾為統兵大員，有職守不能戡亂，重負君恩，唯有死耳！”文瑞口授遺書後從容整理衣冠，投井自殺。文瑞是清朝的世襲男爵，殉節是理所應當的。辛亥革命前後，社會上反滿排滿情緒嚴重，一度流傳“殺盡滿人”的謠言，因此不少地方的滿人雖然早已不習鞍馬，為了身家性命依然拼命抵抗。文瑞的“殉節”可能也帶有“自衛”的功利目的，“忠君報國”的色彩沒有想象的那麽濃。如果革命黨人做好解釋工作，禮遇滿人，說不定文瑞也會選擇和平繳槍——就像絕大多數滿人軍官做的那樣。西安左翼副都統克蒙額、右翼副都統承燕也自殺殉節。

辛亥革命中，滿人激烈頑抗的另一座城市是福州。八旗子弟和起義新軍在城內外爆發激戰。滿人、閩浙總督松壽在清軍失敗後，吞金自殺殉節，謚“忠節”。福州將軍樸壽兵敗後被俘，企圖逃跑被即行正法，也算是殉節，謚“忠肅”。此外，珍妃的堂兄志銳在革命前夕出任伊犁將軍。別人勸他別去上任，志銳毅然決然地跑到新疆上任，積極武裝滿人和蒙古人，監視壓迫新軍官兵，結果激發矛盾，在新軍起義中被殺，也算是殉節。

在富庶的江浙地區，只有鎮江副都統愛新覺羅·載穆一個人殉節。載穆是皇族，在輩分上還是溥儀的叔叔，殉節本是應當的。其實在八國聯軍攻破北京的時候，載穆就“殉節”了一次，只是被人及時救了回來，沒死成。這一次，鎮江城內外都熱情響應革命，麾下的滿人官兵都一心開溜或者投降，就剩載穆一個人還效忠皇帝，所以當載穆自殺的時候，再也沒有人來救他了。據說，載穆死前還對左右說：“吾上負朝廷，所欠止一死耳！”他可能是革命中唯一殉節的皇族成員。

署荊州左翼副都統恒齡的殉節，最熱血激昂。當湖北革命旗幟飄揚的時候，恒齡選了一個早晨，穿戴好官服，端坐在堂上，拔出手槍對著胸口就是一槍，堪稱壯烈。清朝追謚他“壯節”。他死後第三天，上司——荊州將軍連魁與同事——右翼副都統松鶴就大開城門，投降革命黨人了。同省的安陸知府桂蔭頑抗了很長時間，最後起義軍圍攻知府衙門、劫走了他的印信，桂蔭帶著妻子富察氏逃入文廟，夫婦倆一同縊死在文廟大殿中。以上說的都是殉節的中高級滿人官員。

第一個“殉節”的漢人地方大員是山西巡撫陸鐘琦。不過，陸鐘琦不是自盡，而是被起義軍亂槍打死的。其實，陸鐘琦在太原起義爆發時剛剛到任一個月，一直徘徊在頑抗、響應起義和掛印逃跑三個選擇之間。起義突然爆發了，陸鐘琦、妻子唐氏、兒子陸光熙和多名仆人被殺，孫子也被刺傷。陸鐘琦闔門遇難，立刻被清政府樹立為“正面典型”，說他“滿門忠烈”。陸鐘琦獲謚“文烈”，陸光熙獲謚“文節”，唐氏也得到旌表。其實，陸鐘琦的兒子陸光熙是留學日本的新派人物，贊成革命，是來山西勸說父親起義的，結果被起義同志誤殺，竟然被清政府拿來當典型用了。

江西巡撫馮汝骙是個“淡定哥”。革命爆發後，他不戰、不降、不跑，待在南昌紋絲不動。一方面，馮汝骙知道無力阻擋革命，不願意與革命為敵；另一方面，他又念及朝廷的“恩遇”，不願意響應革命，幹脆以不變應萬變。江西獨立後，各派勢力不僅沒有動馮汝骙，還要推舉他為都督。天上掉餡兒餅，馮汝骙卻不能“淡定”了，溜出南昌向北方逃去。逃到九江，馮汝骙被起義軍扣留，軟禁在客棧。其實未必有生命之虞，馮汝骙卻杞人憂天，服毒自殺了。江西獨立時，他不在南昌殉節；起義軍要推舉他為都督，他卻自盡在逃跑的途中，實在算不上是為清朝盡忠。清廷詔謚“忠湣”。

雖然殉節的漢人官員沒有滿人官員那麽多，但在革命期間，抵抗革命軍最有力的恰恰是漢人將領。比如，辛亥革命只在兩個地方爆發了大規模的戰爭，一處是武漢，一處是南京。在兩地指揮清軍頑抗的恰恰是兩個姓張的漢人將領，武漢是張彪，南京是張勛。兩人都出身貧寒，有著悲慘的童年和少年，青年從軍，扛槍吃糧，不想在清末的亂世中平步青雲，做到了封疆大吏。社會地位的巨大躍升，反而讓這兩個漢人窮人家的孩子對清王朝感恩戴德，賣力地組織抵抗。而那些出身豪門的官僚們，沒有切身體會，對朝堂的感情也不深，該跑的跑，該降的降。在革命氣氛濃厚的廣東，就有這麽個例子。潮州總兵趙國賢是河南項城的漢人，小時候靠為別人傭耕為生，當兵吃糧後步步升至總兵。民軍圍攻潮州時，趙國賢率兵頑抗，失敗後面向北方磕頭說：“臣以一介武夫受恩深重，待罪海疆二載，於茲力盡聲嘶，外援不至。死不足惜，但苦吾民耳！”最後上吊殉節，謚號“忠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