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襲到考試，這是大進步

科舉制度涉及的政治內容是官員的選錄問題。

最初，中國的官位是世襲的。一個人的家庭出身決定了他的政治地位，王公卿士世代壟斷官職。平民子弟想要躋身官場就必須付出極大的努力，建立驕人的功績。西漢之後，征辟制興起，成為世襲制的補充。朝廷可以征召地方賢才，官員可以薦舉孝子廉吏做官。征辟制為官場選取了部分德才出眾的官吏。但這樣的操作缺乏透明度，征辟的標準操於權貴之手，得官的人數也很少，對改變平民子弟的政治地位幫助不大。征辟制到魏晉時代被九品中正制所代替，人才被分為上中下三等九個級別，分別授予官職。權貴家庭把持評定，相互攀附，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形成了變相世襲的門閥政治。平民子弟的入仕途徑依然窄小，改變社會地位的可能性不大。權力壟斷官位分配，導致大批身體羸弱、不識五谷、畏馬如虎的世族子弟二十歲就能登殿入閣，而普通人家子弟即使才能出眾，年過三十也僅可補為刀筆小吏，從底層做起。這是不公平的，也不利於政治體制本身的新陳代謝。

在這樣的背景下，隋唐科舉制的橫空出世，無疑是歷史的進步。科舉開放了政權，摒棄了出身、地域、年齡等外在因素，只考量個人學識，允許所有人自由競爭。所有想做官的人，只要能通過統一的考試就能入仕；相反，即便是王侯子弟，通不過考試也只能做一輩子平民百姓。這就排除了權力因素的幹擾，限制了既得利益集團，在理論上實現了公平公正。同時，考試剔除了那些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和碌碌無為的庸才，能為政治體制補充高質量的官吏。這對政治體制的高效運轉和長遠發展是有益的。所以，科舉制設計秉承的公平公正原則和擇才而用的做法，相對之前各項入仕制度有著巨大進步。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從誕生直到1905年的一千五百年間，科舉制在中國雷打不動。隋唐以後，官員選拔的主要途徑是科舉考試。皇帝可以換，王朝可以變，甚至統治民族也在變，但開科取士的做法幾乎沒人變過。它以開放的姿態，高舉公平公正的旗幟，給所有人入仕的希望。希望在，夢想就在，就有大批人甘願困守其中，支持這項制度。

大規模科舉取士，興起於唐朝。唐朝的科舉考試由禮部負責，允許天下讀書人自由報考，州縣地方官員不得阻攔。相對於之後的層層考試選拔，唐代科舉只考一次，最簡單，最直接，讀書人進入官場的程序成本也最低。但是，唐朝的科舉考試與後世不同的一點是，通過科舉考試的進士僅僅是獲得了一個做官的資格，並不能成為正式的官員。要成為正式的官員，進士們還要通過吏部主持的官員錄用考試。只有考試合格了，才能上報皇帝批準，再由吏部授予他正式的官職。通過官員錄用考試，唐朝稱之為“中式”。一個人只有既通過科舉又中式，才能夠邁入官場的大門。

由於唐朝科舉考試處於草創階段，規章制度並不像後世那麽嚴格。比如唐朝科舉考試之初是不糊名的，試卷上寫有考生的姓名、年齡、籍貫等內容。考官在判卷的時候，並不僅僅看考生答卷質量的高低，也要參考考生平時的文章、名聲，甚至要看這個人的家庭出身，主觀因素很大。武則天當政時，為了防止官員徇私舞弊，開始要求試卷糊名。但是吏部的錄用考試，則要進士去面試，申報自己的出身、家世，包括爺爺、爸爸的身份、有無官職等內容。這樣，負責官員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就很大。因此，讀書人在唐朝參加科舉和官員錄用考試，不僅要憑真才實學，還要到處拉名人和達官顯貴推薦自己。考生們紛紛奔走於公卿豪門，向他們投遞自己的代表作，稱為“投卷”。投卷在唐朝是公開允許的，考生向禮部投的叫官卷，向達官貴人投的叫行卷。社會名流達官顯貴如果覺得這個考生真有才華，往往會對其極力稱贊、大為薦舉。

大詩人白居易到長安應試時，就向前輩詩人顧況投遞了自己的詩作《離離原上草》，受到後者的極力稱贊。據說，唐玄宗初期的狀元王維也是投卷的成功例子。王維未滿二十歲就在文壇嶄露頭角，文章聞名一時。當時，太平公主勢力很大，已經暗示當年科舉考試的主考官錄取某某人為頭名。王維晚到一步，就向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岐王李範求情。李範有意擡舉王維，就帶了他去見太平公主。王維年輕英俊、風姿優美，太平公主驚為天人，問岐王：“這是什麽人啊？”岐王回答說：“知音者也。”太平公主就讓王維演奏流行的曲子，王維一曲下來，聲調哀切。滿座之人為之動容。太平公主大為驚奇，岐王李範趁機說：“這個後生不但精通音律，在文學方面也是獨步天下，無人能出其右。”太平公主更高興了，問王維：“你帶了寫的文章沒？”王維早已準備好，把詩卷呈給太平公主。公主讀完，驚嘆道：“這些文章都是你寫的嗎？我們常說古人的佳作，原來都是你的作品啊！”於是，太平公主讓王維坐在自己的旁邊，之後又把今年科舉主考官叫來，授意他一定要錄取王維為狀元。於是，王維少年及第，一舉摘取了科舉頭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