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三宗罪

科舉前期，考試文章允許自由發揮，並沒有固定要求。這就使得評判考生文章的優劣難度很大。考生的觀點、體例、行文習慣不同，考官們的標準也不同，總達不成人人滿意的結果。總的來說，文辭華麗、行文流暢又有家學積澱的文章比較受歡迎。這種百家爭鳴、沒有統一標準的局面到明太祖朱元璋時期得到了逆轉。朱元璋是從社會最底層打拼上來的草根皇帝，講究實用且帶有較濃厚的平等思想。據說他主持科舉考試和聽取大臣匯報的時候，總覺得儒生出身的大臣們寫的文章華而不實、言之無物，堆砌的文辭和接連的典故讓他抓不住重點。於是朱元璋萌發了統一文章體例格式的念頭。也有說法是之前的科舉考試有利於權貴富裕人家的子弟出頭（他們往往熟悉政治話語、家學基礎良好），而不利於文筆樸素、不事雕琢的貧寒人家子弟，朱元璋從平等的角度出發，規定了大家必須寫同樣規格、同樣內容的文章，盡可能地去除家庭基礎對考生的影響。朱元璋規定的標準文章就是“八股文”。

八股文有很多硬性要求。比如，文章的題目只能出自四書五經，選取其中的句子或者段落為題。考生們也必須根據四書五經的精神作答。朱元璋原來想冒認南宋理學大師朱熹為祖先（他自己的祖先拿不出手），大臣們趕緊勸諫說朱熹的年代離得太近了，不適宜當王朝的祖先。認祖不行，朱元璋就捧出朱熹對四書五經的解釋來，作為全國讀書人學習和考試的教科書。朱熹那些並不成熟或者零散的只言片語，搖身一變成了金科玉律。舉子們只能運用朱熹之說，聯系題義闡述道理。文章的格式也被限制得很死。全文分幾個部分，每個部分怎麽寫、用什麽句式，哪一句話亮出觀點，哪一句話是引用都有規定。文章的主要部分分為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四個段落，每個段落要各寫兩段，因此得名八股文。這八個段落的句法、字數都是有限制的，每一股的內容必須要有一正一反、一虛一實、一淺一深的對比。如此一來，考官的工作量大為降低，一眼就把卷子看得清清楚楚。但如此千篇一律的應試文章能反映出考生的真才實學嗎？

朱元璋的出發點是好的，但他高度規範的文章要求遇到現實趨利的中國人就變了樣。八股文很快墮落為死板、保守的牢籠。讀書人聚精會神地研究八股文的格式、句法，將四書五經和朱熹文章從頭背到尾，什麽秦歌漢賦、什麽唐詩宋詞都拋之腦後，更毋論民心國情了。每次考試結束，高中者的文章便被收集匯編起來出版售賣。讀書人奉之如寶，逐字逐句研究。因為四書五經中可出試題的句落有限，有錢人更是在考試前聘請八股高手押題、寫文章，然後給子弟們開“輔導班”、“加強班”，專門背誦這些押題文章應考，竟然屢屢有得手考中的。

清朝名人王士禛說過一則沉重的笑話：有個後輩書生在讀《史記》，本鄉一位前輩進士過來問他：“你在讀什麽書？”書生說：“《史記》。”進士問：“誰寫的？”書生回答：“司馬遷。”“司馬遷是哪年的進士啊？”“司馬遷是西漢太史令，沒有功名。”進士不悅，說：“原來沒有功名啊。那我拿他的書來看看。”他拿過《史記》翻了幾頁，扔在一旁說：“此書與科舉無益，看它做什麽？”由此可想而知，八股取士選擇的大多是死背少數幾本書，只會寫八股文的書呆子。明清筆記留下了許多又呆又木、生活了無情趣、更無動手辦事能力的八股高手的形象。朱元璋爭取平等和提拔實幹人才的本意算是徹底落空了。

徐大椿的《道情》對八股高手有形象的描述：“讀書人，最不濟。讀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騙得富貴，也算是百姓朝廷的晦氣！”顧炎武曾憤慨地說：“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二十一史廢。”“愚以為八股之害，甚於焚書。”焚書坑儒活埋的只有數百人，而八股取士禁錮的是數百年讀書人的智商和精神。

發展到最後，連皇帝本人也看不下去了。光緒皇帝有一次親閱進士考卷，發現大多數考卷雷同，毫無用處，不禁感嘆說：“以這種方式錄用人才，也難怪學非所用。”（《清稗類鈔》）

除了八股文外，還有其他技術性規定與擇才而用的本意背道而馳。比如清朝中期後規定科舉文章的字數以七百字為限，不能超過；又比如科舉考試閱卷的時候偏愛卷面整潔、筆跡工整的卷子，帶動讀書人花大力氣去練習楷書和行文布局。清朝中期後歷屆高中者無不寫一手工整規矩的楷書。尤其不應該的是，道光朝後對文字筆畫吹毛求疵，一豎沒寫直、彎鉤沒提好等細枝末節都能成為落榜的理由。至此，考試淪落為書法遊戲，與考生的思想見解無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