磕磕絆絆走向新世界

鴉片戰爭的失敗，讓天朝上國一下子蒙了。之後的二十年時間裏（1840—1860），清朝始終不能接受戰敗的事實，更不知道應該如何與西方列強打交道。簽訂割地賠款的條約，道光皇帝內心痛苦萬分。據記載：“傳聞和局既定……一日夜未嘗暫息。使者但聞太息聲，漏下五鼓，上忽頓足長嘆。”江蘇布政使李星沅看到《南京條約》，頓時胸悶氣短，驚呼：“我朝金甌無缺，忽有此蹉跌，至夷婦與大皇帝並書，且約中如贖城、給煙價、官員平行、漢奸免罪，公然大書特書，千秋萬世何以善後！”蠻夷女子和皇上在一張紙上共署名諱，皇上還要公開承認道歉賠款，怎不讓自居天朝上國的大小臣工義憤填膺呢？在心底，清朝君臣壓根沒轉過彎來，還想恢復朝貢體系。

但是，失敗之後的清朝又沒有能力與列強再起戰端。國內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和撚軍起義等，讓清朝傾注全力去鎮壓。歐洲列強本以為鴉片戰爭的勝利能讓清朝打開門戶，結果發現事事磕磕絆絆。清朝官府設置了種種障礙，阻礙外國商品進入中國，就連外國人在中國居留，到中國城鎮遊覽，也成了奢望。後來，首任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富爾以“居住方便”為由，從上海道台那撥了八百三十畝地作為英國居留地——當時在上海的英國商人和傳教士總共只有二十五人。到1848年擴大到兩千八百二十畝，此時上海的英國人雖有增加但總數還不足一百。此後1849年，僅有的兩個法國商人得到了九百八十六畝的“法租界”，1863年七千八百九十五畝的遼闊地區成為了“美租界”。租界讓中國喪權辱國，但當時的人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相反還相當配合。因為當時中國官民也不願意外國人和自己住在一起，很願意在郊區劃一塊地把外國人“關”起來。於是，各大口岸城市的郊區就出現了一個個“國中之國”——租界。

歷史學家蔣廷黻說：“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鴉片戰爭讓西方列強看清了中國虛弱的本質，之後遇到溝通困難或者利益難以滿足的時候，列強不會首先想到和平解決，而傾向於訴諸武力了。於是，就有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有了火燒圓明園、有了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在一次次的慘敗面前，清朝一回回地重復虛弱的本質，直到徹底跌入殖民深淵。既然中國都如此悲慘了，東亞的朝貢體系很自然被西方國際體系所取代。

清王朝無力與列強硬碰硬，而且內憂外患不斷的統治者還需要借助列強的支持來維護統治。比如需要洋人軍官和兵器來“助剿”國內造反者、需要引入西方近代工商業來發展國內經濟。“中外和好”是定局，但清王朝又不甘心無條件的、立刻接受西方的外交遊戲規則，而是磕磕絆絆地走向西方設定的新世界。

開眼看世界較早的恭親王奕䜣等於1861年初上奏“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負責對外交涉事宜，朝廷頒諭同意“京師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比奕䜣等人的奏請多了“通商”二字，可見朝廷還想限制在通商上。奕䜣於是再次奏請在鑄造關防時，略去“通商”二字，遂改名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奕䜣也好，列強駐華代表也好，都希望總理衙門能成為總攬對外事務的衙門。不想，總理衙門雖然設立了，朝廷還是不願意蠻夷直接與皇上打交道，不願意采納西方外交規則，讓中外平起平坐。

比如中外條約簽訂地都是天津而不是國都北京，有些國家原派代表到了北京，清政府仍堅持要他們到天津。清政府堅持與各國的交涉只能在國門天津而不能在國都北京進行。若想進京交涉，必須先在天津等候，由三口通商大臣先向總理衙門呈報，獲得批準後方可進京，如果不經三口通商大臣同意而直接進京投謁總理衙門大臣，則肯定被拒。三口通商大臣就分了總理衙門的權力。這一職務後來改為北洋大臣。

同治九年（1870），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所轄洋務劃歸直隸總督兼管，稱“北洋大臣”。北洋南洋，本來是中國近海的劃分俗語。以長江入海口為界，中國南北方近海差異明顯，北方稱為北洋，南方稱為南洋。北洋大臣管轄當時山東、天津、遼寧等地通商和對外交涉，而江蘇及其以南通商和對外交涉事務，則新設南洋大臣負責。這樣，被迫打開國內的清朝，還是把外交降低為“地方事務”。南北洋大臣尤其是北洋大臣在事實上代替總理衙門，成為國家外交的總代表。

北洋大臣設置之年，恰好是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此後他占據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位長達二十八年之久。李鴻章大辦外交，興建北洋海陸軍，並大力創建近代事業，致使北洋大臣地位不斷提高，職權不斷擴大，把南洋大臣遠遠甩到了後面。在李的努力經營下，其活動範圍迅速擴大，總理衙門反過來要向北洋大臣通報外交事務，聽取他的意見和建議，許多駐外外交人員更是經常向他匯報，聽取他的指示，李已儼然成為國家外交全局的主持人。外國人與他打交道越來越多，一位英國外交官說，北洋大臣李鴻章“甚至不想掩蓋他實際上是中國的外交大臣這一事實”，“像現在這樣組成、這樣管理的總理衙門，只不過是李鴻章大學士在天津的衙門的一個分支機關”。李鴻章之後，又有袁世凱占據北洋大臣職務，把握外交實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