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的爆發

當歷史安排一個西裝革履的英國人和一個留著辮子穿著長袍馬褂的中國人迎頭相遇時，雙方都發現了一個難以置信的新世界。

當中國乃至整個東亞沉溺在朝貢體系之中時，17世紀末18世紀初的世界是“西強東弱”已成定局的世界。曾經輝煌燦爛的中華帝國沿著慣常的道路緩緩前進，仿佛一件制作精美的碩大瓷器，渾圓、高貴、典雅、藝術成就高，實質上脆弱得一擊即碎。而歐洲國家迅速崛起，經濟和文化實力飛速發展。在經濟上，葡萄牙、英國等國的商業、貿易和金融都開始發展，並且勢頭強勁，但是中國還故步自封在老套子裏。

在西方異常關注的關稅方面，清朝實行的是每年固額征收制。中央政府每年規定本年度關稅征收總額，收少了要求補齊，多收了也不問。關稅固額在清朝已經保持了幾十年的穩定，讓整個海關系統端著大鍋飯吃得不亦樂乎。在軍事方面，歐洲國家的職業海軍配備著堅船利炮，馳騁在四大洋，而中國的軍人混雜在民間，集捕快、征稅員、消防員和民警於一身，所謂的水師僅僅是劃著小舢板的內河巡航隊。當對將火藥應用在采礦和軍事上習以為常的利瑪竇觀看了南京城的元宵節焰火表演後，惋惜地說：“在一個月中用去的硫黃，要比在歐洲連續作戰三年用的還要多。”在文化方面，西方民眾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權，努力創新發明，增加財富積累，而中國自上而下都缺乏自我意識，更沒有近代的“國家”、“領土”和“權利”等概念。一批又一批的西方傳教士滿懷熱忱進入中國，絕大多數在數年後失望透頂地逃離中國。因為他們發現中國人不僅思想停滯，而且高傲自大、閉塞拒絕思想交流。他們將西方來的人一概視為“朝貢者”，傳教士為“洋僧”，西方器物為“奇技淫巧”。利瑪竇之所以被允許居住在北京，則是因為他向皇帝獻上了兩個自鳴鐘，官府找不到會修理的人只好允許利瑪竇留下了。

在世界觀和外交方面，東方的天下觀念與西方的民族主義思想產生了直接沖突。歐洲國家經過戰爭砧板上的一次次敲打，你我敵友，國家疆界，在各自心目中一清二白。盡管歐洲國際關系中充滿汙穢肮臟之處，但民族國家主權至上，國家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而沉浸在天下觀念中的中國以天朝上國自居，朝貢體系也是以中國的絕對支配地位為前提的。其他國家必須接受中國的中心地位，奉中華正朔。

這種巨大的差異體現為領土意識、國際法意識和外交禮儀等一系列沖突。康熙年間與俄國談判北部邊界問題。清朝在軍事勝利的前提下，出於國內政治的考慮，反而在領土這一國家最重要的組成要素上做出了讓步。中俄以額爾古納河為界，將尼布楚及石勒喀河、額爾古納河之間地劃歸俄國。這在西方國家看來是不可思議的舉措。英國殖民軍在侵略緬甸之時，在緬甸北部躊躇不前，無可適從。因為傳統上，中緬之間不存在確定的邊界線。英軍擔心挑起與中國的事端，而在侵略緬甸問題上思慮再三。這是中西方在實際測定邊界與以傳統控制線為邊界兩種思想上的差異的體現。這個差異日後引發了一系列的中國邊疆問題。1872年，日本“處分”琉球，中國朝野輿論在琉球問題上爭論不休，但國內思想思考的都是中國對於琉球的宗主權和琉球王室對琉球的“社稷”，而不是像日本那樣對琉球的領有權提出要求。中國社會外交觀念落後於國際現實，外交自然處於被動。

16世紀，西方勢力控制了馬六甲，並逐漸將它建設成為東方貿易據點。中國在渾然不覺的情況下被西方編入了世界貿易大網之中。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漆器等源源不斷地進入國際市場。江浙地區的許多瓷器作坊開始接到生產帶把手的茶杯的訂單。中國的茶杯是不帶把手的。作坊工人在驚訝之余，壓根就不知道這是巴黎或者倫敦上流社會訂制的。中國商品的走俏給西方商人提出了難題：拿什麽和中國人交換？除了金、銀，中國人幾乎不接受其他商品。中國人吃穿住行所需的一切都可以在國內生產。於是便出現了這樣的場面，歐洲商隊將工業品帶到美洲，交換美洲的金銀，再把金銀拉到東方來，換取中國產品。整條貿易鏈條就簡化成了歐洲人在給中國人搬運美洲的金銀。

時間過了兩個多世紀，中國產品在歐洲持續熱銷，西方對華貿易逆差越來越大。“搬運工”商人們心急如焚。他們急需扭轉對華貿易困境。而其中最著急上火的就是英國人。在1840年前後，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工業產品極大豐富，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也最大。英國商人成為國家頭號“倒爺”的同時，也成為了中國的頭號金銀“搬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