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閥“斂財有道”

軍閥們有很多惡行，和老百姓生活關系最直接的就是橫征暴斂了。在亂世維持軍隊，離不開雄厚的經濟支持。所以，軍閥們無不“斂財有道”。

勒征苛捐雜稅是軍閥們的基本做法。軍閥們搶地盤，主要目的就是征稅籌錢。民國時期苛捐雜稅名目繁多，難以歷數，而且年年增加。四川軍閥楊森看到成都四鄉都有挑糞夫在活躍，於是派兵在成都各個城門口把守著，挑糞夫進出的時候要交稅。這就是“糞稅”的由來。青年郭沫若為此寫了一首歪詩：“自古未聞糞有稅，如今只有屁無捐。”實在編造不出名目了，軍閥們就“預征”，今年征收明年的稅款，明年征收後年乃至十年後的稅款。反正自己能不能盤踞某地十年都說不準，哪能便宜了當地十年後的“父母官”？

濫發紙幣票券也是一個斂財之道。印鈔票來錢最快，軍閥們就不顧國家貨幣統一，大力發展“印刷術”，發行各自的鈔票。張作霖在東三省、直隸等省濫發奉票。吳佩孚在湖北加印官票、金庫券、軍需兌換券；在河南發行四百萬有獎庫券，分配各縣，強民購買。惡果是通貨貶值，票券形同廢紙，物價騰湧。多數地方常常流行多種貨幣，還產生了一個新的行當：貨幣兌換。

鴉片泛濫是近代中國的頑疾。鴉片從栽種、販賣和吸食，已經形成了一個產業鏈。軍閥們掌握一地實權，並應禁絕鴉片，卻幾乎都無恥地用禁煙之名行種煙之實。他們把直接強迫百姓種煙的機關稱作“禁煙局”，把勘察煙土種植的官員稱為“禁煙委員”，在“以罰代禁”的名目下勒取了大量錢財。山西省的煙稅比田賦多三四倍；湖北煙稅每年兩千萬元，占全年收入的一半。

上海市政府規定每一箱鴉片抽取三百至一千元不等的鴉片稅。而湖南則對鴉片從種植到銷售、吸食的全部環節收取罰金和煙苗稅、印花稅、護送稅、起運稅、過境稅、落地稅、出售稅、煙燈稅，等等。所謂的煙燈稅，指的是每個鴉片吸食的場所每杆煙燈每晚要交納從一兩毛到一兩塊不等的稅金。歷屆上海政府勾結租界及青洪幫對鴉片運輸進行保護。比如在一份1923年政府當局與鴉片走私銷售商簽訂的合同當中規定，國產鴉片上海市政府每箱抽取四百元，土耳其鴉片每箱抽取一千元，印度鴉片每箱抽取一千四百元的“保護費”。此外，運送鴉片的船只還要以登陸費的名義向上海駐軍繳納保護費，向緝私水警繳納保護費。1926年，根據中華民國禁毒會會長唐紹儀的估計，中國每年至少有十億元消耗在鴉片之上，超過了1929年上海地區的進出口貿易總額。

統治湘西的軍閥、“湘西王”陳渠珍指令各縣農民種植鴉片，拒絕不種鴉片的農民要征收所謂的懶稅、懶捐。龍山縣在縣城和農村的一些城鎮設立了土膏站，規定出售煙土的人要先交印花稅，吸食鴉片的人要先交煙燈稅，有勞力而不種鴉片的人要抽取懶稅。

30年代，“山西王”閻錫山大喊禁煙，成立了禁煙考核處，卻秘密從綏遠、內蒙古等地大量購進罌粟，批量制造煙土，並取名為“光明”戒煙藥品，還大言不慚地在報紙上宣傳、鼓吹，說研發出了新的戒鴉片煙癮的特效藥，光明戒煙藥品能起到退癮的效用。山西各縣專門設立了禁煙委員會，負責坐地推銷閻錫山的這種戒煙藥品。實際上，有經驗的煙民一看就知道所謂的特效藥本身就是十足的煙品。他們管閻錫山的這種戒煙藥品叫“官土”，區別於鴉片私販銷售的“私土”。抗戰勝利後，閻錫山生產“鎮定片”。所謂的鎮定片以百分之三十的大煙片作為原料，配制西藥壓制成片。每盒一百片，售價銀元一元，因為批量生產，銷價便宜，在山西境內大受歡迎。不過，當時北平、天津和內蒙古地區就不承認閻錫山的“鎮定片”。攜帶鎮定片赴北平的人，被北平當局查獲，即以攜帶毒品治罪。

湖南王何鍵在販毒方面頗有天賦，想到用飛機來販運自制的嗎啡。1931年5月，何鍵成立了湖南航空部，購買了十多架飛機，最主要的是兩架較大的運輸機，其他都是掩人耳目用的教練機。這兩架運輸機平常的主要作用就是為何鍵販運毒品和嗎啡。

在鴉片重災區四川，川西北地區青壯年幾乎無人不吸鴉片，一度使得該地區軍閥和官僚找不到合適的兵源。貴州、雲南、四川等地的軍閥部隊被稱為“雙槍將”，一杆槍是步槍，另一杆槍是煙槍。行軍打戰時，一手拿著步槍，一手拿著煙槍，場面相當壯觀；打敗後，繳真槍不繳煙槍。有軍閥振振有詞地說：吸食鴉片可以有助於提高戰鬥力。為什麽呢？首先，官兵在打戰前吸食了鴉片，精神亢奮，士氣高漲，沖鋒起來不怕死，勇往直前；其次，為了早點結束戰鬥能夠去吸鴉片，他們會更加奮不顧身地向前沖鋒。可萬一犯煙癮時，別人來打你，怎麽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