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系統的分化

說到民國軍閥，不得不提及“北洋”。說北洋是各派軍閥之母，一點都不過分。很多派系和軍閥個人，都是脫胎於北洋。

北洋的興起，是清朝在外交上不願意外國與自己平起平坐的結果。同治初年（1862），清政府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卻讓外國人去和地方官交涉：一個是南京的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兼任），一個是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後者負責煙台、天津、營口三個口岸的洋務事宜；前者負責上述三個口岸之外的其他口岸的洋務事宜。幾年後清政府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所有洋務、海防各事宜劃歸直隸總督兼管，頒發欽差大臣關防，稱“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當年恰好是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此後他占據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位長達二十八年之久，專辦清政府外交，興辦北洋海陸軍，並大力興辦近代事業，致使北洋大臣地位不斷提高，職權不斷擴大，勢力遠遠超過本來地位與之對等的南洋大臣。在李的努力經營下，其活動範圍迅速擴大，總理衙門辦理每一件事幾乎都要向他通報，聽取他的意見和建議，許多駐外外交人員更是經常向他匯報，聽取他的指示，李已儼然成為國家外交全局的主持人。

李鴻章是清朝內部思想開明的官僚之一，最早萌生了學習西方，訓練新式陸軍的想法。距離天津六十余裏，有個小鎮叫新農鎮。李鴻章調自己的淮軍周盛傳所部“盛字營”在鎮子上屯墾，鑿川引水，經營了近二十年。甲午戰爭爆發後，盛字營北上作戰潰敗，編制不在，營房還在。新農鎮慢慢荒廢了。大沽至天津的鐵路修通後，新農鎮成為其中的一個小站。也就是在甲午戰爭中，又有一支淮軍開拔來了鎮上。這便是長蘆鹽運使胡燏棻編練的“定武軍”。說來也奇怪，新的隊伍入駐後，通過鐵路來往的軍事和商貿活動與日俱增，小鎮迅速恢復繁華並壯大起來，以至於後來人們忘記了“新農鎮”的本名，幹脆稱它“小站”。

“定武軍”成立不久，胡燏棻改調盧漢鐵路督辦，道員袁世凱接手，並將“定武軍”改名為新建陸軍。袁世凱親歷甲午戰爭，對編練新軍有迫切的認識。他憑借開明務實的做法、高超的政治手腕，大力引進人才、技術和軍事思想，很快壯大了自己的隊伍。小站新軍的許多做法，為之後的中國新軍樹立了標準。比如，袁世凱能把軍隊訓練成“只知有袁世凱，不知有朝廷”的私家軍隊，其中的奧秘就是後輩軍閥思索和追捧的法寶。

袁世凱還把握住了清朝末期的歷次政治機遇，地位水漲船高，繼承了李鴻章的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地位，最後還成了清末最大的實權人物。在他掌權期間，編練新軍成了清朝的國策。袁世凱把持了編練新軍的大權。清朝計劃每省編練兩個鎮（師）的新軍，絕大多數省份沒有能力編練這麽多的新軍，練成一個鎮的都少，多數只有一個協（旅）。但袁世凱卻以小站新軍為基礎，吸納其他軍隊，在直隸編練了六個鎮的新軍。這批新軍是晚清民初數量最大、戰鬥力最強的軍隊，人稱北洋新軍。徐世昌、王士珍、馮國璋、段祺瑞、靳雲鵬、段芝貴、倪嗣沖、龍濟光、張勛、阮忠樞、李純、傅良佐、吳光新、曲同豐、趙倜、陳宧、王占元、陸建章、張懷芝、盧永祥、齊燮元、田文烈、曹錕等人都與北洋新軍有關。

袁世凱死後，無人具有足夠能力統領整個北洋軍隊及政權。北洋軍閥分裂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段祺瑞為首的皖系控制皖、浙、閩、魯、陜等省；直系的馮國璋、曹錕，控制長江中下遊的蘇、贛、鄂及直隸等省；奉系的張作霖占據東北三省。直系在直皖戰爭中大敗皖系，勢力勃興，據有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地盤，其後又陸續擴展到湖北、陜西、江西、熱河、察哈爾、綏遠和福建等省。奉系與直系聯合擊敗皖系，勢力從東三省深入到蒙疆、京津、熱察等地。

有兩個派系是從直系軍閥中分裂出來的。一個是孫傳芳從直系王占元部分化出來，進占福建，之後並吞浙江，後擴展到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孫傳芳自稱“五省聯帥”，雖然名義上屬於直系，但並不真正聽命於直系首領曹錕、吳佩孚，儼然自成體系。另一個是馮玉祥的西北軍。馮玉祥原是曹錕部屬，遭受排擠，後來聯合直系內部不滿曹錕、吳佩孚者，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又聯合奉系大敗吳佩孚。西北軍勢力占據陜甘寧和河南、河北部分地區。而奉系大舉入關，勢力擴展到河北、山東，甚至蘇北、皖北。

另外，山西的晉系軍閥閻錫山，徐州一帶張勛的定武軍，西南的滇系軍閥唐繼堯和桂系軍閥陸榮廷等割據一地，並不屬於北洋軍隊。四川更是軍閥混戰的“法外之地”，大大小小的軍閥難以確數，白天大家還在一起喝茶，晚上就刀兵相見。不過四川軍閥都信奉“肉爛在鍋裏，也不讓外人吃”，自己打得頭破血流，一旦其他省份軍閥覬覦四川，他們立刻聯合起來一致對外。大軍閥集團內部，又分化出小軍閥。那些鎮守使、督軍、巡閱使、聯帥割據一地，有時是幾個縣甚至只有一個縣。總之，當時中國有多少軍閥，壓根無法統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