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麽寫《性張力下的中國人》

玩票當真

我自從出版了《性在古代中國》和《中國人的性神秘》兩本小書之後，就不斷有朋友問我：“你怎麽會想起搞性史的？”到《性張力下的中國人》出版之後，問這一問題的人就更多了。

確實，從“出身”來說，很難設想我會與性史研究沾邊。在大學裏我讀的是天體物理專業；研究生讀的是科學史；而直到今天我一直在天文台工作。我搞性史搞到今天這種地步，居然成為“第二專業”，並且得到性學界同行的接納，總該有些特別的因緣吧。

先說遠因。我自幼好古成癖，對歷史有特別的感情。學到數學就會對數學史發生興趣，學到物理就會對物理學史產生好奇，學到天文自然也就難免對天文學史想入非非—後來天文學史還真成了我安身立命的“正行”。性的歷史，歸根結底也是歷史的一部分，自然也在我感興趣的範疇之內。

要說近因，話就稍長。那時我在北京的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讀研究生，研究所院子裏住著清一色的男生。師兄之中，有好幾位是稍年長已經結婚而妻子仍留守在家鄉的——他們中間有人一直“抗戰”到八年之久，夫妻才得團聚。未婚的小夥子們，當然也不時有墮入情網的。在這樣一個環境裏，可想而知，“性”是大家研究學問之余談得最多的話題。年長的師兄們常喜歡講述自己“文革”落難時在下層社會所見所聞的性風俗和性趣事，有時也會講講自己的性經歷；師弟們雖非過來之人，卻也擺出一副無所不知的架勢，踴躍參加討論。性的寂寞，煎熬著這裏的每一個年輕人，談談“性事”，至少也是一種排遣。

《性張力下的中國人》新版

這時，遠因和近因就在我身上結合而發生作用了。我不滿足於對“性事”的漫談或閑扯，想要推進到“學術研究”的層次上去。既然好古成癖，方向自然是性的歷史。於是利用在碩士論文答辯通過之後的一段空閑時間，“發奮”研究起中國古代的房中術來，結果是寫成了一篇論文：《中國十世紀以前的科學性初探》，並於次年（1986年）在《大自然探索》雜志上發表——說來慚愧，這竟是我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

那時性的禁區在國內還遠遠未被沖破，學者們還只在進行一些謹慎的嘗試（例如吳階平院士領導翻譯了《性醫學》一書），因此我那篇論文發表之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據說許多大學圖書館中那一期的《大自然探索》都被撕壞、甚至失蹤了。而《大自然探索》雜志和我的友誼則由此一直持續到今天。

論文發表之後，我原想“玩票”之事也就到此為止了，就繼續安心讀我的科學史博士學位。不料又有朋友和出版社來找我寫性史的書，只因那時年輕好事，居然又答應下來。於是擠出時間寫成了一冊小書：《性在古代中國》，說來又很慚愧，這竟是我出版的第一本書。我一直以天文學史作為自己立身的“正行”，誰知問世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和第一本書都是“不務正業”的，也可算是趣事。接著又在北京和台北出版了《中國人的性神秘》一書。有此一段因緣，自己也有點認真起來，遂又寫了幾篇“學院派”的性史論文在《中國文化》《漢學研究》（台灣）等刊物上發表。1996年出版的《性張力下的中國人》則是我在這方面的第三本書。

就這樣，有點身不由己地步入了性學研究領域，朋友們將性史說成是我的“第二專業”，我自己也漸漸默認了。

去古未遠

我一直認為，對於中國古代的性史研究而言，主要是性文化史和性社會學史的研究。至於所謂的“古為今用”，作為一面旗幟，當然有容易被人接受之處，但是考慮到現代性學已經如此發達，要想從古代房中術裏找出有實用價值的新東西——比如性技巧、性治療或性藥物等方面的，結果必定是非常有限的。在這方面如果過分誇大“古為今用”，終究不是科學的態度。

但是在另一個層面上來看，“古為今用”又是有意義的。

在涉及性的問題上，許許多多今天所見到的現象——有些我們已經習以為常，有些我們覺得難以置信，有些我們感到極不合理——其實都有著古代的淵源。在性史研究中，這一點給我的感觸極深，所以我在《性張力下的中國人》的自序中特別強調了這一點：

與古人相比，我們今天在性問題上所面對的局面、所感到的困惑，甚至所見到的表現等，實際上竟沒有太大的不同。其實這也不足為怪：無論經歷了多少天翻地覆的巨變，今天的社會畢竟是從昨天演變而來的，傳統的“根”是不可能徹底一刀斬斷的，況且中國傳統文化之“根”又是如此源遠流長，底蘊深厚。有人歸納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之一是“表層極容易變，深層幾乎不變”，確實有其道理。而性心理、性觀念、乃至廣義的性生活等顯然與傳統文化的深層有密不可分的聯系，它們是不太容易變的。在這一出以千百年計的長劇中，人物衣冠固屢異於昔時，基本劇情卻大體上依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