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我們永遠都會談論性 《性學觀止》中文第6版序

20年前，賀蘭特·凱查杜裏安（Herant A. Katchadourian）的《人類性學基礎——性學觀止》被引進中國時，中文版的版權頁上還標著“內部發行”字樣，它幾乎被作為一個“打擦邊球”的出版行為。

此書中文版（1989年）在當時的國內性學界就是一本引人注目的書籍。除了作為在性方面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又一例證，更重要的，是本書所體現、所強調的對性的全方位關注和思考——這種關注和思考與國內多年來的習慣大不相同。

進入20世紀下半葉之後，性在中國重新遭遇了一段禁錮的歲月。在改革開放之後，這段禁錮歲月仍然給中國性學界留下了很深的印痕，最重要的具體表現之一，就是性被視為醫學的附屬物。

這不妨以我自身的經歷為例。我作為中國性學會的發起人之一，在中國性學會正式成立的1994年之前，早就參加了中國性學會籌備委員會多年的學術活動，在那些活動中，絕大部分參加者都是托身於醫院或醫學院的——皮膚科、泌尿科、婦科，等等，還有一些人士屬於計劃生育部門。這種現象在中國是如此的普遍，如此的天經地義，以至於中國性學會自身也是掛靠於北京醫科大學——現在的北京大學醫學部；而我目前擔任副會長的上海市性教育協會，則掛靠於上海市計劃生育委員會。

這種在體制上被視為醫學附屬物的安排，並非僅僅具有象征意義。事實上，它影響了許多中國人看待性的視角和眼光。

因此，在國內，關於性的書籍通常都可以被分成兩類：一類是講“臨床”的，包括生理構造、生育、避孕、藥物、性病和性功能障礙的治療等，總之就是可以作為醫學附屬物的那些性問題。另一類是講“文化”的，包括性史、性社會學、性倫理學、性心理學、性與法律、性與文學藝術等，總之就是與“臨床”無關的那些事情——因為在中國人的觀念中，“醫學”顯然消受不了這些附屬物。

據我大致的觀察，上述兩類書籍通常總是分開的。也就是說，講“臨床”的通常不講“文化”，講“文化”的通常不講“臨床”。大家仿佛有著一個默認的分工原則。

再換一個角度看，其實“臨床”的那部分可以對應為“科學知識”，而“文化”的那部分可以對應為“人文精神”。有些思想保守的人士認為，對於性，只要講那些“科學知識”就夠了，別的講多了非但無益，而且可能有害。他們也更喜歡使用“性科學”這樣的措辭（而不是“性學”），因為將性窄化為某一類“科學知識”，確實可以在許多時候給我們帶來較多的安全感。

這本《性學觀止》在美國是被當作教材使用的，盡管也有許多一般公眾閱讀此書。說到“教材”，很容易又讓人聯想到“科學知識”上去了，況且性學教材在國內多半會與醫學教材並列，被歸入“理工農醫”教材的大類中去，還是與“文化”或“人文精神”沾不上邊。

但是這本《性學觀止》，卻是將上述兩者放在同一本書中講的，而且相互穿插交錯，融為一體。這倒並非賀蘭特·凱查杜裏安的什麽“創新”，因為在西方性學教材中，這是常見的做法。不過對於習慣於兩者分離的中國性學界來說，《性學觀止》這本書就相當有新意了。

為什麽要將“臨床”和“文化”放在一起講呢？

當然，我們可以解釋說，“科學知識”本來就應該與“人文精神”結合在一起的。但是對於性學來說，這樣大而化之的解釋是特別不夠的。

性學不是天文學或物理學——這類所謂的精密科學，確實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脫離人文精神而講論（絕對脫離也是不可能的），但性學卻是一個脫離了文化或人文精神就絕對講不好、講不深、講不透的學問。

因為性學中的許多問題，並不僅僅是所謂的“科學問題”，實際上它們同時又是倫理問題或文化問題。例如，關於男性的陽痿和女性的性冷淡問題，在現代社會中，就是非常普遍而又非常難以解決的問題。如今大家通常都心照不宣地將話語約束在一個“政治正確”的框架中（就連本書也是如此），這樣的對話可以保證在倫理道德方面無懈可擊，但是許多情況下卻無助於問題的解決。類似的例子在性學中可以找到許許多多——性學根本就是一個橫跨科學與人文兩大領域的特殊學科。

性學還有一個特殊之處，就是它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密切到每個人、每一天都離不開它的影響。我們可以讓天文學或物理學離開我們的日常生活，但是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包括獨身者、兒童和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都不可能脫離性或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