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女性四題

財物與禍水

在男性中心的古代社會中，女性經常被視為財產之一種。既為財產，當然免不了占有、爭奪、贈送等，常處於重新分配的過程中。許多歷史現象都可以從這一角度去理解。

有權勢者當然要占有更多的財產。《春秋公羊傳》、《白虎通德論》之類的儒家典籍中都強調“諸侯一娶九女”。天子的女人還要更多，《禮記》上談到天子六宮後妃，除皇後之外，還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禦妻”，這還根本未算上各種女官和大量宮女。皇宮中宮女之數達到幾千幾萬的記載，史不絕書。達官貴人比起帝王或稍遜色，但姬妾成群也被視為天經地義。隨著權勢的興替，財產也將發生轉移。亡國之君，獲罪之臣，他們的後妃姬妾乃至妻女就成為勝利者的戰利品，即所謂“沒為奴婢”，分配給勝利一方的君臣們去享用。其中比較出色的，或會被另眼相看，比如漢高祖從魏王豹那裏搶了薄姬，曹操將袁紹的兒媳甄氏分給了曹丕（害得曹植去寫《洛神賦》），陳後主的妹妹則成了楊素的寵姬。將敵方的妻女姬妾奪來自奉，一直是勝利者最大的快事之一。

在政治聯姻中，那些“和番”的公主，或是下嫁功臣之子的公主，其實也可以看成一件政治性的貴重禮物。更何況在許多“和番”聯姻中，公主雖被美言為“降”（下嫁）於某邦，其實只是自欺欺人，實質是在鄰國的要挾下被迫獻上女子，與獻納了貢品無異。所以王維要寫“當令外國懼，不敢覓和親”這樣的詩句。當然更多的情況下是和平友好的贈送。在酒席上一高興就將美貌歌姬送人的事，在唐宋時代堪稱司空見慣——真是巧得很，這個成語就是因李司空在席上將歌姬送給詩人劉禹錫之事而來的。

財富的功能之一是供人向外界炫耀，以便自高身價而獲得心理滿足。炫示之物，下焉者不過金銀珠寶，稍高則為古玩、名馬、豪宅之類，最高者卻是女人，主要是古時達官貴人的家妓。家妓是主人身份地位和財富的重要表征，如果她們年輕美麗、工歌善舞，就會給主人帶來極大榮耀。此風在唐宋時尤甚。說寧王“貴盛”，只需舉“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這一款就夠了；而“李司徒罷鎮閑居，聲妓豪華為當時第一”自是令人艷羨的佳話；在王維“狂夫富貴在青春，意氣驕奢劇季倫，自憐碧玉親教舞，不惜珊瑚持與人”的詩句中，表現富貴驕奢的第一項也是家妓；為什麽被認為真正善寫富貴的詩句不是“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而是“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道理也是一樣。腰金枕玉與“不惜珊瑚持與人”都只是誇示物質財富而已，而更高層次的富貴要靠“絕藝上色”的歌妓們來顯示，因為她們是真正的“文化財”。

美麗迷人的女子常被稱為“尤物”，物者，物件也，財物也。而珍異之物並不是一般人都能保有和享用的，相反還會給持有者帶來災禍。中國古代的“紅顏禍水”之論，正從此處來。早在兩千五百多年前，晉國的叔向之母，不許叔向娶申公巫臣與夏姬所生的女兒，就已首開此論。她說夏姬曾“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因此其女雖美，也必為不祥之物。而且“夫鐘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夏、商、周三代的亡國，都是因君主迷戀女色所致。特別是，她已經使用了“尤物”一詞：“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這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篇“紅顏禍水論”。自此以後，“紅顏禍水”成為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之一，遠的如妲己之於殷紂王、褒娰之於周幽王，稍後如趙飛燕之於漢、武則天之於唐，楊玉環當然更是“典型”，再往後甚至陳圓圓也要歸入此列。總之，曾經引起男性大人物傾心的美女，都可能成為“禍水”的候選人。

“尤物”盡管可愛而迷人，但除了大有“德義”之人，難以安然享用，這種觀念在古代普遍流行。《鶯鶯傳》中張生為自己對崔鶯鶯始亂終棄的負心之舉辯護，說是“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予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竟被許為“善補過者”。《唐語林》記唐宣宗寵愛地方官進獻的一名絕色歌妓，幾天之內，“賜予盈積”，可是有一天早晨起來忽然不樂，說道：“明皇帝只一楊妃，天下至今未平，我豈敢忘？”將歌妓招來，對她說“應留汝不得”；左右侍臣建議遣還原地，宣宗說這樣我還會想她，於是下令將歌妓毒死——女人終究只是財物。

性戰之敵與煉丹之鼎

在中國古代方術家眼中看來，女性又可以是另一種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