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洋

馬八兒，在伊斯蘭化以前稱為“注輦”（Cola）。注輦是10—14世紀北印洋印度洋的海上強國。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注輦王遣使娑裏三文、副使蒲加心（Abu Qasim）歷四年航行抵達中國，向宋廷進貢珍珠、碧頗黎等物，宋廷給以大量回賜。（注：《宋會要輯稿》，蕃夷七，第7849頁；此次出使亦見於《宋史》卷489《注輦傳》。）據《宋會要輯稿》頁7849夾引《山堂考索》記載，注輦王此次之所以遣使入宋，是因為有商舶自宋抵其國，告以宋帝向上天祈福的活動。注輦王表示，近十年來海上波瀾不興，其國故老傳說此必因中國聖人之故，所以遣使。次年注輦再遣使入貢，宋鴻臚寺臣繪其風俗衣冠為圖以獻。同時規定，注輦、大食和三佛齊等國貢使隨員只限20員。（注：《宋會要輯稿》，第7849頁。）明道二年（1033）注輦使臣抵宋進貢。（注：同上書，第7851—7852頁。）熙寧十年（1077），注輦王再遣向宋進獻，宋廷也給以回賜。（注：《宋會要輯稿》，第7856頁，此次使亦見於《宋史》卷489《注輦傳》。）有關注輦的漢文史料散見於諸書，限於篇幅，這裏從略。

辨明宋元時代的“西洋國”與馬八兒的關系後，繼續尋找有關這一時代“西洋”的史料可能成為進一步研究的切入點。“西洋”這個地理的名稱因明代鄭和的遠航而廣為人知，學者們在探究中國航海史時，多將“西洋”這個概念上推至元代。

我們在追尋“西洋”這個名稱的起源時，發現《西山雜志》記載，泉州蒲氏家族成員蒲有良五代時“之占城，司西洋轉運使”、宋末其族人蒲甲又“司占城西洋之轉運使”。（注：蔡永蒹：《西山雜志》卷一，蒲厝條，抄本；此據莊為磯：《泉州宋船為蒲家私船考》，載《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第347頁。）故而“西洋”的地理概念似應起源於五代。

古代中國猶太人最集中的居住地在開封。那裏的猶太社團在鴉片戰爭以後不久完全消亡。幸而有四通碑文留傳下來，先後鐫刻於明弘治二年（1489）、明正德七年（1512）和清康熙初年（1663、1697）。這四通碑文是研究猶太教入華史的寶貴原始資料，也是中外學術著作論述這個課題的主要憑借之一。

明弘治二年（1489）碑碑文在提到開封的猶太人的來歷時說，他們“出自天竺”，因“進貢西洋布於宋”，宋帝下詣曰“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宋代既有“西洋布”，則當然有“西洋”的概念。足見“西洋”的概念為宋人所沿用。

明正德七年（1512）碑文說，“一賜樂業（注：即以色列（Israel）的宋代音譯。）教始祖阿耽（注：即《聖經》所載人類始祖“亞當”（Adam）的宋代音譯。），本出天竺西域”。康熙二年（1663）碑文也說，他的宗教“起於天竺”。（注：《中國境內的猶太人的若幹歷史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見第五章、第六章。）陳垣先生在《開封一賜樂業教考》中說，弘治、正德兩碑的拓本中都缺“天竺”字樣，像是訪碑者以為錯誤而把它鑿去了的。今查意大利傳教士駱保祿（Gozano Gianpaolo）在18世紀最初20年在開封抄祿明正德七年碑文影印件，當時“天竺”兩字尚存。可見這些猶太人所進貢的“西洋布”應出自“天竺”，即印度，而“西洋”亦應在印度求之。潘光旦先生曾論證了開封猶太人的主體的祖先離開中東本土之後，約在印度的孟買一帶定居約一千一百年，然後循海道東來中國。（注：同上書，第318頁。）換而言之，他將“西洋”置於印度今孟買。

除了“西洋”之外，宋元時代還有“小西洋”的地理概念。這一點筆者已在《“東洋”與“西洋”的由來》中詳論，茲不重復。

從現在文獻資料看，宋元時代的“西洋”與五代時的“西洋”名稱雖同，但地理含義有很大變代。汪大淵《島夷志略》“萬裏石塘”條提到，萬裏石塘（今西沙群島）有三脈，其中一脈“至西洋遐昆侖”。（注：見拙文《“東洋”與“西洋”的由來》，本書第1—19頁。）“東洋”與“西洋”起初並非地理概念。南海從北向南分布南海諸島，包括許多潛伏於水下的暗沙，對海舶的安全構成極大的威脅。中國舟師出海時，為避開南海諸島，並便於導航，往往先渡東海至流求（今台灣），由此向南經呂宋列島，再向南，此為東洋航線；或沿東亞大陸南行，此為“西洋航線”。蒲氏祖先“占城西洋轉運使”和汪大淵所雲“至西洋遐昆侖”中的“西洋”應首先從這一層意義上去理解。

元代明確提到西洋的地望的有兩種資料。一種是上述劉敏中所寫之《不阿裏神道碑銘》，此神道碑中的“西洋”國，是位於今印度東南岸海的馬八兒國（Ma’abar）的漢名。汪大淵的《島夷志略》在“古裏佛”條中說，古裏佛是“西洋諸番之馬頭也”。這裏的“西洋”指的是印度南部地區。因此元代的“西洋”究竟指何處，須視具體情況而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