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波斯文中史籍中的馬八兒及有關馬八兒國的考古發現

馬八兒這個國名見於《元史》、《大德南海志》、《閩泉州吳興分派卿田尤氏族譜》（詳見後）。在汪大淵《島夷志略》中有“馬八嶼”一節。除漢文史料外，元代波斯文也提到過馬八兒。將波斯史家的記載與漢文史料相對照，有助於深化我們對馬八兒的認識。

元代波斯伊利汗朝史家拉施都丁在其著作《史集》中提到：“中國人稱為舯（Junk）的像小山一樣的大船從秦和馬秦，以及忻都、印度帶來各種各樣的商口。商人們從馬八兒輸出絲料、香料樹根；人們從海中采獲大珠。此國之產品被運銷亦剌黑（伊拉克‘Iraq）、呼羅珊、苫國、蘆眉和佛浪。此國出產寶石、藥草，在海上出產大量的珍珠。”在拉施都丁筆下，馬八兒是東西貿易的極為重要的中介點。不僅印度本土南北土產在這裏匯集，中國商人也經常光顧此地。馬八兒當地特產也被商賈帶至世界各地。

《史集》還提到，伊利汗國忽魯謨斯附近基什島（Kish）之王滅裏·劄馬剌丁·亦蔔剌金（Melik Jamal al-Din）與馬八兒的君主達成協議，每年由商人們應從基什島向馬八兒運銷1400匹馬，此外從其他各島還要運來一萬匹。這種馬的價格是每匹220底納。（注：日本學者辛島昇因未直接查核，把這一段記載誤為瓦撒夫的敘述。見辛島昇：《13—14世紀南印度與中國的貿易關系》，第75頁。）這種協議的背後反映出馬八兒雄厚的財力。至元十八年（1281）元使楊庭璧至馬八兒，馬八兒宰相不阿裏、馬因的對元使說：“凡回回國金珠寶貝盡出本國，其余回回盡來商賈。”（注：《元史》卷210《馬八兒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4670頁。）本地獨特的土產和東西商賈為這裏帶來了豐厚的財政收入。

至於馬八兒的疆域，拉施都丁不甚清楚，僅說其國土從俱藍伸展到Nilawar，其境土沿海岸延伸300法剌商（約1800公裏）。（注：《史集》卡爾揚刊本（Karl Jahn，Rashid al-Din’s History of India，the Hague，1956）。但在哈沙尼所引《史集》的這段記載時，地名Nilawar寫作Silawar。見《完者都史》（Tarikh-i UIjaitu），Maryam Parvīsī-Berger校譯本，波斯文，頁119a；德譯本，第157頁。）拉施都丁同時代的地理學家阿布爾非達提到，馬八兒的領土從俱藍東面開始，也即從Manibar開始，共四日程。他還指出了幾座馬八兒的城鎮名稱，如Manifatan。而其首都為Biyardawal。（注：此書以波斯文寫成，有A.Ayati波斯文譯本：Taqwin al-buldan，德黑蘭，1970年，見第401—403、410—411頁。）

還在英占時期，就有不少學者對馬八兒的錢幣作過研究。目前所知最早對此探討的羅傑斯，他曾寫過題為《馬八兒國王的錢幣》的論文。（注：C.J.Rogers，“Coins of Kings of Ma’abar，”Journal of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1895.）此後，研究馬八兒錢幣者代有其人。

1987年印度考古學家對大八丹進行了發掘，共發現了1000多塊中國陶瓷殘片，其中青瓷占60%（龍泉青瓷占35%，福建青瓷占25%）；白瓷占15%（德化白瓷占10%，景德鎮白瓷為5%）；青花瓷為10%；其他陶瓷為5%，其中最早的一片似為9—10世紀的邢州窯產品。（注：辛島昇：《13—14世紀南印度與中國的貿易關系》，第63頁。）

南印度與中國之間的密切往來是雙向的，既有濕婆教徒入華，也有中國人旅居於彼。《島夷志略》“土塔”條記載，南印度八丹之地有“土塔”，“居八丹之平原，木石圍繞，有土磚甃塔，高數丈”。上有漢字書雲“‘鹹淳三年畢工’。傳聞中國人其年敀販彼，為書於石刻之，至今不磨滅焉”。（注：《島夷志略》，中華書局標點本，第285頁。）藤田豐八指出，此“土塔”應即玉爾氏注《馬可·波羅遊記》時提到的南印度Negapatam西北約一英裏處磚塔，俗稱為“中國塔”。此塔1847年尚存三層，至1859年頹壞不可復繕。（注：同上書，第286—287頁。）此“土塔”所處“八丹之平原”中之“八丹”，應為泰米爾語Pattinam的音譯，意為“城墻圍起來的城鎮”。（注：見辛島昇：《13—14世紀南印度與中國的貿易關系》，第62頁。）此塔建於鹹淳三年（1267），已在宋末。

西方學者還在南印度發現許多馬八兒時代的伊斯蘭式樣建築，多屬14世紀後半葉的14世紀末期。（注：Mehrdad Shokoohy，“Architecture of the Sultanates of Ma’abar in Madura，and Other Muslim Monuments in South India，”JRAS，1991，part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