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值得注意的楞嚴寺刻本

有關鄭和對錫蘭用兵之事，明代多數史料記載十分簡略，惟嘉興刊本《大唐西域記》“僧伽羅國”條記載特詳。此本鄭鶴聲、鄭一鈞父子編《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時曾經使用，稱為“明嘉興藏本《大唐西域記》”。（注：見鄭鶴聲、鄭一鈞編：《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增編本，中冊，海洋出版社，2005年，北京，第931頁。）此書的原刊本與增編本的正文之前未有文獻介紹，書末亦均未附有文獻目錄，不便讀者查核。經查，鄭氏父子《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中所用者，即1955年由中國古籍刊行社據“中國佛教協會所藏明嘉興藏本”影印刊行的版本。此本在季羨林教授組織校注的《大唐西域記》中，稱為“徑山本”，或“嘉興藏本”。（注：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第144頁。）

該社在出版前言中特別指出：“書中卷十一第七葉後面第九行‘僧伽羅國’起，至同卷第九葉前面第六行‘作無量功德’止，這一段是明藏新加的，疑是注文插入，請讀者注意。”鄭氏父子正是發現這段“明藏新加”的內容與鄭和有關，摘入其書。查該刊本只有在卷12末的附言中說明了刊行時間：“嘉興府楞嚴寺經坊余貲刻此《大唐西域記》十一、十二卷，計字二萬四百八十，該銀十兩二錢四分。丙戍年季春般若堂議。”故全書木版並非一次刻成。其卷1至卷10的刻版時間，今已無從查考。可知者為其最後兩卷，即卷11與卷12刻於丙戍年。大概正是這個緣故，前人均只稱其為“嘉興藏本”。《大唐西域記》是一部唐代史料，因為嘉興楞嚴寺明刻第11、12兩卷混入有關鄭和的資料，而成為研究鄭和下西洋的史料。本文以“《大唐西域記》明嘉興府楞嚴寺刊本”稱之，就是因為這一點。

至於書後述刊刻之“丙戍”年是哪一年的問題，查明代有4個丙戍年，分別為永樂四年（1406）；成化二年（1466）；嘉靖五年（1526）；與萬歷十四年（1586）。

其中永樂四年（1406），鄭和尚在首次出海途中，不可能敘述明與錫蘭山永樂三年（1405）至永樂九年（1411）事件的原委。故可排除。值得注意在是，書末附記提到“計字二萬四百八十，該銀十兩二錢四分”的文字，表明刻工耗資以銀計算，這說明刊刻此書時，已經是以白銀作為流通手段的時代。

萬明教授對於明代白銀流通的問題，作過相當深入的研究。查《大明會典》中只有“鈔法”、“錢法”，並無“銀法”，可見明朝的法定貨幣首先是銅錢，繼之是寶鈔，而白銀則禁止流通。朱元璋尚為吳王時，於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已開始鑄造大中通寶錢，分大小五等。（注：《明太祖實錄》卷14，甲辰四月壬戊。）洪武元年（1368）三月，明太祖命戶部與行省鑄造洪武通寶錢，“其制凡五等”。（注：《明太祖實錄》卷31，洪武元年三月辛未。台北中研院史語所校勘，1962年影印本。下引實錄均出此本，不另注。）洪武八年（1375）起，明朝開始按元代鈔法，發行“大明通行寶鈔”作為法定貨幣。關於改行紙幣的原因，《明太祖實錄》說實行銅錢有三不便，一是需要大量的銅，且“鼓鑄甚勞”；二是民間盜鑄銅錢；三是銅錢重，不利於遠距離交易。（注：《明太祖實錄》卷98，洪武八年三月辛酉。）大明寶鈔通行之初，銅錢仍並行使用。“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的規定，說明金銀當是禁止進入流通領域，但“每鈔一貫，準銅錢一千，銀一兩”（注：同上。）的比價，又說明白銀的價值仍然是被社會承認的。此時的白銀，不能用於交易，只能從國家換取寶鈔，且有違法者治罪、告發者給賞的法律規定。（注：《明會典》卷31《鈔法》，萬有文庫本。以上參見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39頁。）

但是，到了明後期，白銀通行於全社會，占據了貨幣流通領域的主導地位。迄今為止，對於這樣一個價值尺度依據的巨大變化，不少人以《明史》中正統初年明英宗“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的記載為根，認為是行用白銀朝廷法令推行的結果。但萬明教授通過對明初至成化年間徽州地區土地買賣交易中427件契約使用通貨情況的分析，發現白銀的貨幣化是自民間開始，到成（化）、弘（治）以後才為官方認可、自上而下地展開。其中，最重要的展開方式是賦役折銀。以成化、弘治為界，白銀從官方非法貨幣向事實上的合法貨幣過渡。到了嘉靖年間，這一貨幣化過程基本完成。（注：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中國與世界連接的新視角》，載《河北學刊》，第24卷第3期，2004年5月，第1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