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嚴寺本《大唐西域記》有關錫蘭山之戰記載的史源研究

成吉思汗及其子孫領導的軍事遠征創造了疆域空前的蒙元帝國。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蒙哥登極以後，拖雷家族控制了帝國最富庶的土地，即位於東亞大陸的元朝本土與立國於西亞的伊利汗國。由於元朝統治者與伊利汗國血緣相近，雙方往來最為密切。兩國之間除通過傳統的陸路往來外，海路交通因之大興。在依靠自然動力——主要是季風——航海的時代，海路交通有很強的季節性。換而言之，每年冬初西北風起時，是海舶從中國沿海啟程的時間。而初春時節西北風止時，海船必須擇地停船候風。

從地理上看，南亞次大陸插入海中，將印度洋分為東西兩部分。其南端與錫蘭島（今斯裏蘭卡）是季風航海時代東西亞之間天然的中繼站。次大陸南端與錫蘭山在古代東西海路交通中的地位，在《元史》中有明確的記載。元代居於印度次大陸南端東海岸的是馬八兒國（即西洋），西海岸的是俱藍，即明代之古裏。《元史》記載：海外諸蕃國，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為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裏。其國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風，約十五日可到，比余國最大。至元十八年，元使楊廷璧奉詔出使俱藍，“正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耶山。舟人鄭震等以阻風乏糧，勸往馬八兒，或可假陸路以達俱藍國，從之。四月，至馬八兒國新村馬頭，登岸。”（注：《元史》卷208《馬八兒等國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4669頁。）楊廷璧使團一行正月從福建泉州啟程，至三月西北風盡，抵僧伽耶山，無法繼續航行。這裏提到的僧伽耶山，即錫蘭山。

錫蘭山在東西海路交通上地重要地位在明代依舊，是鄭和下西洋時寶船隊的主要停靠地之一。明與錫蘭山的交往中有兩件大事最為引人注目。其一為鄭和代表明政府向錫蘭佛教寺院布施，其二為鄭和率領的艦隊與錫蘭發生沖突，鄭和率水軍陸戰，攻入錫蘭都城，俘其國主而歸。有關鄭和向錫蘭寺院布施之事，詳見於錫蘭山碑。此碑為漢、回回（波斯）與泰米爾三種文字合璧之碑，其漢文碑文由向達教授刊布。